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大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中所做的努力包括为援助英军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说：“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1942年开始的废约运动，英美态度迥然各异。英国还是一副殖民者心态，仍然抱残守缺。1942年4月25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美国同英国磋商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答复说，目前这样做“不过是被看作一种软弱的结果”，因而主张在远东和平恢复以后再着手此事。英国外相艾登当时也向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谈过类似的想法，认为此时废约会在“中国引起误解”，“目前不是一个适当时机”。显然，英国的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面子观念，要维护大英帝国的所谓体面。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应收回九龙，为此并据理力争。但是，英国政府借口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谈判范围，拒绝交还九龙。对于香港，更是不情愿归还。英方立场顽固，甚至扬言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宣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护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他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领地。最终中国未能通过谈判收回港九。

在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订立平等新约，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从法理上说，中国与盟国是平等伙伴关系了。但是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与5月的华盛顿会议，都未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会。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宋子文首先对此的反应是，对英国在轻视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尤其感到难以容忍。在进行中、英平等新约谈判时，宋子文便对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颇为不满。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宋美龄访英，宋子文认为：“如果他处于蒋夫人的地位，他就不去，丘吉尔的那篇讲话使访问显得更为不妥。这样做就像中国挨了一记耳光还陪笑脸。看来我们将受到一个被英国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时，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种观点：“反过来，说不定正是为了这篇演说，蒋夫人更应该走一趟。”他告诉顾维钧说：“他刚给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访问与否请她自己决定”，请顾维钧“和蒋夫人讨论以下邀请问题，并对他信中提出的看法做些解释”，“无论如何她应及时做出决定，不要总叫英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