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人政治和特权，笑话钟爱的题材
新闻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长期患重病之后没有苏醒过来，但是目前仍在工作。”
苏斯洛夫临终前，政治局委员围在他的床边。他们在等着医生宣布苏斯洛夫死亡。沉默良久之后，医生终于开口说：“没有办法啊，没有人能顶得住。我们主要敌人就是老年化。”“不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主要敌人是缺乏自律。大家看看，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但苏斯洛夫居然还没有来!”
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了14 名政治局委员，其中只有两人年纪在60 岁以下，70岁以上的竟有8人，占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岁，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平均年龄也高达到了68. 1岁。就是这么一帮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牢牢把持住了苏联政坛。这些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面对苏联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他们既没有精力，更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对苏联政坛上这种死气沉沉的“老人政治”，人民都看在眼里，社会上开始大量流传着讽刺勃列日涅夫老糊涂的笑话，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现实比笑话还要可笑：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在某次主持召开阿塞拜疆党代会时，由于秘书疏忽给错了讲稿，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毫无察觉地拿着错误讲稿念了整整两页。这时，惊慌失措的秘书才匆匆忙忙给他换了正确讲稿，而勃列日涅夫只是嘟哝着：“同志们，这不是我的错，让我们从头来过。”就又从头念起。
老人政治的根源来自干部任命终身制，而干部任命终身制又来源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他是在党政官僚阶层的支持下，通过“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与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各部门和地方干部支持勃列日涅夫把持总书记的宝座，而他则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的特权和终身制。而随着时间演化，苏联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普通群众的“特权阶级”，更可怕的是，这些人还建立一个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使得自己特权得以继承，形成了一种“特权继承制”!对此，苏联人民辛辣地讽刺道：
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爷爷，我长大之后能当上将军吗?”“当然能!”“那我能当上元帅吗?”“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啊。”
面对这些不满和愤怒，苏共高层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源，而是出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角度，大肆加强了对思想方面的限制和管控，妄图用国家力量去压制。而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机关——克格勃，事实证明，即便是这种糟践自己名声的任务，克格勃也完成得很好，生生地让自己从一个威震敌胆的机关，变成了人人厌恶的思想警察，被勃列日涅夫集团拖到了泥潭之中，成为政治笑话的主角。
3、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中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
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几项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 卢布的罚款； ……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什么算是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自己最宝贝的机关——克格勃，让他们随心所欲解释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个专门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一开始，第五局只有六个处，第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第二处负责针对国外，反和平演变；第三处负责大学生工作；第四处负责宗教界工作；第五处负责侦查“反苏”作品和传单；第六处负责理论研究。随着克格勃对苏联社会生活干涉的深入，这个局迅速扩大，到1982年已经扩充到15个处共2.5万名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等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和意识形态沾边的领域。这个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据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以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的有281人。而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收听了国外电台，然后在公开场合一不留神把听到的内容当奇闻逸事给讲了出来而已（库布拉诺夫案，因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内容，被判刑两年）。
但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仅仅能把人送到劳改营，为了对付所有“思想颠覆分子”，他们甚至会动用国家资源对目标的名誉进行破坏，甚至将他们诬蔑为“精神病”，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签署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有可能释放——但这么一来更坐实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后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这种比《二十二条军规》还要荒谬的情景，就发生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将生活变成了笑话，而把人们原本以为的笑话变成了苏联现实！
到底有多少人被第五局诬蔑迫害成精神病人？由于打着保护病人隐私的旗号，普通人并不清楚其规模和受害者姓名。但可以从克格勃的报告中见到一些端倪：1967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联名给苏共政治局打报告，称在全苏各地都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挑衅苏维埃政权案件……这些案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精神病院不够用了”，因此他们坚决要求中央“至少拨给他们（劳改营管理总局）5所精神病院！”这种疯狂的政治精神病直到1988年才正式终止，而克格勃手中的精神病院已经多达16所，一次性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的就有80万人之多！
除了将看不惯的人送到“精神病院”之外，对于一些名气较大的人物，第五局则采取流放或者驱逐出境的措施，比如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五局在1974年2月13日直接将其押上飞机驱逐出境。而对于一些“小虾米”，第五局则是进行威胁性的“预防警告”。光1967年到1970年3年之中，克格勃第五局的就对58298人进行了预防警告，平均约每天53人（全国范围），而20世纪70年代后频率更高，1971年到1974年同样3年之中，第五局对63108人进行了预防警告。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严厉监制和压迫之下，苏联成了一座压抑心灵的大监狱，正如笑话所讲，在克格勃监听和思想控制下，谁也不敢表露心声，谁也不敢得罪克格勃这个权力无限的机关，但也绝不会有人会喜欢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时，它已经在人民心目中堕落为最讨厌的机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