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所谓“放水”举动，当年或已有窥破者。11月底，老政客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

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其实，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中面对决战可能作出的选择，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早已替他作出回答：“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紧锣密鼓进行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

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蒋介石的“放水”，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接下来，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看到的将是各地方实力派的“放水”接力，和蒋一样，出发点无一不是保存实力。

粤方陈济棠是“放水”接力的二号选手。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过程中，粤桂发挥着相当微妙的作用。粤方陈济棠与桂系结成联盟，中原大战后成为南京政权最大的威胁。蒋介石对粤桂势力心存顾忌，而粤桂也对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粤方尤其愿意维持这样一种力量平衡。

共同利益

对粤方的态度及其在中央苏区生存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中共方面有清楚的了解。毛泽东在1931年就精辟指出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在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中共与粤方之间一直保持接触。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双方一直互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