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9年04期，作者：李意根，原题：刘伯承生死情系红四方面军。

临危授命，援西军司令员千里营救西路军

1937年2月27日，刘伯承担任了援西军司令员，而这个“西”，指的就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

早在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了黄河，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苏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打通从蒙古到前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获得国际援助，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和国民党胡宗南部优势兵力的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特别是1936年12月在甘肃永昌战斗中损失惨重，一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对此，军委于1937年2月27日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和骑兵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其中，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就这样，时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承，开始了率领着红四方面军一部营救另一部的行动。刘伯承的命运也与这支部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1937年3月5日，刘伯承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西挺进。3月10日左右，部队经肖金镇、电字镇到达甘肃东部的镇原县。3月中旬，从各军抽调干部组建了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3月13日，刘伯承突然接到了一份党中央的电报。他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立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停止前进”，二是“团以上领导集合”。在一座普通宅院的普通房间里，刘伯承满脸铁青，传达并通报有关情况：“……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二点一万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颇大……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隆重。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八九千人，退守到祁连山区掖县倪家营子……部队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于3月中旬失败。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方面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高级干部均壮烈牺牲……”通报未念完，一颗泪珠滚落在电报上，被称作“军神”的刘伯承闭上仅有的一只眼睛，哽咽着，再也念不下去了。围坐在四周的近百名团以上军官先是目瞪口呆，紧接着放声大哭，悲痛不已。门外站岗的士兵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些曾经身经百战的首长们如此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