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当祖国正全力投入到恤邻救灾的感人气氛中时，那位死里逃生的温州华工黄子莲，在七丁目再度被日本“青年自警团”发现，并捆绑起来。命悬一线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地名)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

东京屠杀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我们3人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参阅《中国经营报》2月28日“先锋话题”《喋血吕宋：中国海盗挑战西班牙》)、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三百八十人”在回国后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一封公开信，极为悲愤地介绍了他们的受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