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大力自救的同时，以中国和美国为首，国际救援也纷纷到来。

中国动员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 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9月4日，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而在遥远的东京，那名来自温州的华工黄子莲，已经在遇难地边上的荷花田内躲藏了一天。这天早上，他从剧痛中苏醒过来，推开了压在身上的同伴尸首，艰难地躲到这里，一整天都拿荷叶顶在头上，避免被日本人发现。乘着夜色，他赶紧离开此地，在七丁目(地名)找了一间空屋躲藏。

此时，饥寒交迫的黄子莲并不知道，从北京发出来的电讯已经传遍了全中国，包括他的家乡温州在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救援正在启动。黄子莲最为渴望的食品、衣物，将大规模地运到日本，分发给灾民。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于9月3日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