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人们，虽然轻易动武是不明智的选择，但等到发展起来再进行反击是根本行不通的。

尚武强军大兴，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 如何才能提高军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识？

当时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战争意识。蓝天蔚认为：“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壮游认为：“闻战则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

蓝天蔚和壮游都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们认为战争是文明的阶梯，没有如火如荼的战争，也就没有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战争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从结果上看，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矫枉过正，其目的则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

二是极力讴歌军人。国家处于危难之境，军人的担当精神尤其重要。蔡锷所著《军国民篇》影响极大，其中谈道：“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

美国学者鲍威尔曾说，晚清时期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军人地位低下，军事职业缺乏吸引力，军队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而军人素质的低下，又是军队战斗力衰落的根本因素。因此，提高军人地位，塑造一个掌握近代军事知识体系的、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军事近代化注入了生机和动力。

三是倡导兵魂国魂。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魂安在乎》一文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当变革社会需要一种震撼国民心灵以激发民族奋进的力量时，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与军人形象往往成为合适的选择。当时的有识之士试图以尚武爱国的“兵魂”作为陶铸国魂的基石，再通过全民尚武的环境来进一步塑造兵魂，从而使兵魂国魂相互激荡、互相促进，形成朝气蓬勃的国民性格。

四是加强国民教育。一些知识分子把“尚武”精神遗失归为教育问题。蔡锷曾翻阅日本小学生课本，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爱国尊皇、海陆战事、军舰炮弹等方面内容，其用意在于“养成其（指学生）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反观中国，当学生正处于“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却天天“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乃复将其类我之技，遗毒来者，代带相承，无有已时。”

在爱国尚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民教育有了很大变化。1906年3月，清王朝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浅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戎穷边、出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扢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格其纪律，而尤时时勗（同“勖”）以守秩序、养成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学生要求着制服，其式样系仿军服而成，军事训练甚至包括进行步枪实弹射击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