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众与舆论对孔财神的抨击是不停的。国民党内元老派和政学系、 CC派、三青团等也伺机倒孔，首先发难的是政学系。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危在旦夕之时，国民党政府在港的一些要员，急电重庆政府派飞机前来香港执行撤退任务。有一张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应接回重庆的人员的名单。计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教育部驻港特派员周尚，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领袖陈济棠，国民党中央委员驻港澳支部主委和政府驻港军事代表陈策和著名抗日将领方振武等。这些人都在香港启德机场等候专机。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飞机降落时身着军服马裤的孔二小姐把持飞机舱门，拿着手枪声称，谁敢上机就开枪。什么中央委员、上将、大员一律不准上飞机。还把上了飞机的“南天王”陈济棠赶了下来。方振武、陈策也被拒绝登机。而孔家副官则抬箱扛包将物品运上机，还把洋狗、奶娘、侍从，甚至高级马桶、澡盆都搬上了飞机。

这是最后一班飞机，日军枪声已近机场。导致以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是：担任过孙中山保卫工作、海军中将、只有一只腿的陈策，为了逃出香港，冒险渡河到达广东，逃出日本占领区。陈铭枢、胡政之在九死一生后逃出香港。方振武在逃离香港途中被日军击毙(他是香港知名人士陈方安生的爷爷)。

政学系不仅向蒋介石告状，还利用《大公报》等报揭发和抨击，并要监察院派员调查。此事未了，“半甘半晋”、人称卫大法师的卫聚贤拜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卫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作为“山西人才”，被“收容”于孔家 “人才库”，以高薪放在中央银行研究室。卫借机长期研究历史，颇多建树。卫找到于院长说：“去年中行结算，不多不少结余一元法币。岂非怪事？”

中行乃国库，当年经费已被“皇亲国戚”鲸吞。经手人员有所不平，因分赃不均而互相攻讦。卫虽是吃孔家饭的人，但他毕竟还有几分文人正气，听见中行之事不平则鸣，他不敢公开抨击孔，故把有关情况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透露。

孙中山先生创国民党，并予国民政府五院制，乃一民主规范，五院平行，独立执权，相互制约。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蒋介石执行独裁政治，抗战期间，以军事第一为需要，设国防最高委员会自任主席，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因此一切要服从于他，由此监察院徒有虚名，形同虚设，不过是高级养老院而已。此次卫聚贤据实揭发检举，监察院不能不管，经会议认为卫的检举材料有根有据，来自中央银行内部，决定由鄂籍监委刘禺生执笔写就《弹劾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贪污渎职、祸国殃民一案》。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在监察院承上启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原是CC重要骨干，曾担任过中央日报社长，他认为可以“舆论先行”。于是由程签署把新闻稿送 “中央社”。殊不知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陈布雷打电话说，蒋介石 “命”撤回新闻稿。

次日仅有一家《益世报》刊出，原因是参加监察会的委员范争波是该报主笔，他返报社以本报讯发出此稿。范本身又属中统，从他的立场，不仅要刊出，还要放在显著地位。结果《益世报》被勒令当天报纸收回，罚停刊一月。这种惩罚算是很轻，虽是中宣部下的条子，实际是陈布雷所为。程沧波也被停职，隔了一段时间，才被派到中宣部当副部长。

“弹劾一案”流产。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素来就看不起蒋介石“不学无术”，声称不干了，打算离开重庆。这个消息立即为蒋介石所知，行政院送来汽油三桶，是作于院长远行之用。于去蓉不再返，并正式提出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