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守卫转移到海上的我军后勤各部门，确保抗币印制、军工生产和卫生工作正常进行

1941年12月，日伪军2万余人对苏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一些主要城镇建立据点，在主要河道、港汊设立关卡，使我军活动遭遇大困难。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指示：“为确保后方安全，军区后勤机关除能随军行动外，其他如军工厂、印钞厂、江淮银行、被服厂、印刷厂、金库、通信仓库、军械仓库、山炮连随海防团一起行动，医院的药品、卫生材料也转移到海上去。”苏中军区军工厂搬迁到一条名叫“咸菜瓢”的大船上，流动在弶港、何家灶、王港闸一带海上，正常开工修理枪炮，翻造步枪、手枪子弹，制造炸药、手榴弹，供应前方急需的枪炮、弹药。后来敌情更紧张了，根据苏中军区首长指示，将军工厂转移到盐阜区笆斗山、青竹山一带海上，继续进行军工生产。反“扫荡”、反“清乡”取得胜利后，军工厂随海防团回到苏中，仍坚持在海上进行军工生产。一次，工人们正在修理一门山炮，突遇日伪军偷袭，工人们沉着应战，用一发炮弹打去，吓得敌船狼狈而逃，负责保卫军工厂安全的海防一团指战员迅速出动追击，在海防三团陆洲舫部的配合下，经过一场激战，俘虏了20余名日本兵。

1942年底，日伪对苏北发动第二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向淮南黄花塘转移，江淮银行包括金库、印钞厂也要转移。印钞厂动员了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转移到海船上去生产。1943年1月，由于受到日、伪、顽的夹击，形势严酷，印钞厂人员和印钞设备全部登船，转移到弶港与掘港之间的深海。船员缺少淡水、蔬菜，生活艰难；没有冬衣，大家冻得发抖；加上海浪颠簸，晕船呕吐，凹凸版印刷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只有在退潮时，由舒琪、陈真在舱中开动印钞机，赶印“江淮银行”抗币；其他人在海滩上捡些海蛏子当菜吃，涨潮时就上船。敌情紧急时，只好在海上打游击，每天都要在深海航行，与日伪、海匪周旋。

一师卫生部长李振湘派材料科长张启隆与海防团接上关系，雇用了船只，动员沿海民兵用牛车，将分散打埋伏的药品、卫生材料分路沿线集中，直运停泊在弶港的海船上。随后，材料科人员一分为二，张启隆带领殷才高、叶振东等人，仍随后方医院留在陆上，留一部分药材打埋伏，以便随时应急用；下海人员由药剂主任许文华负责，带领余怡德、沈士林，及新来的周萍、乐美新、王瑞等人，还配了两名炊事员。1942年元旦，敌人出动“扫荡”时，卫生船队迅速下海转移，随海防团船队南北流动。卫生船队每到一地进港靠岸，师部后方医院、直属疗养所和各旅、团的卫生所、门诊部需要的药品、卫生材料，都由李振湘亲自审批，前来领取。卫生船队还建立了一个小药库，由乐美新负责，专门对海防团及直属单位供应药品和卫生材料。陆上环境险恶时，医政科长陈耀汉也带领医护人员和重伤员登上海船，与卫生船队一起行动。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曾来海上视察卫生船队，他肯定了“药材在海上供应”的做法，认为卫生船队海上集中供药，比陆上药材分散打埋伏，发一次药跑几个地方要方便安全得多。我军在上海采购的药材，通过外地商船运过来，我船驶到海上深水处过船卸货，安全方便。由于药材充足，做到了供应及时迅速。

作为海上交通线，成功接送我党政干部、军队指战员、进步文化人、爱国青年、国际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