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例如，在党员雇工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在个体私营者雇工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主张看几年再说;不同的是，看待党员雇工问题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别。1982年底，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5]（p.316）但1983年底，他在中央常委传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时，看到上面有允许共产党员雇工的规定，感到不妥，随即批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但“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先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为稳妥起见，他特意把这个批示先送给邓小平看，然后再送中央书记处。[8]（pp.1730~1731）邓小平看后，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根据陈云的意见，文件在发出时，删去了有关允许党员雇工的规定，并明确要求对农村雇工要加强管理，认真调研，以便条件成熟时做出具体政策规定。[5]（p.344）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中纪委制定的《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党员不准雇工的规定，认为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作出合理的规定。邓小平也对雇工问题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其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2]（p.964）

1985年底，有人在谈话中说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时，有的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有的带头个人致富，有的依仗特权谋私致富，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邓小平听后表示，对第三种情况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并再次指出:“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 [2]（pp.1096~1097）

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个体经营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概念，并明确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可以超过对个体经营者的限度。[10]此后，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

又例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陈云的一贯主张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尽管后来他同意关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 [3]（p.337注288） 但仍然坚持“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3]（p.367） 。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与陈云的主张一致，后来思想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9]（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