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之三：在分歧面前以改革开放大局为重

古今中外任何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之间，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分歧意见，问题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都主张改革开放，但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不承认有分歧，不是唯物主义;过分夸大这种分歧，甚至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权力斗争，更有悖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们出现分歧时，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彼此求大同存小异。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把维护党的团结和改革开放大业作为最高原则。

邓小平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全民都应当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在他第三次复出后，十分重视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要求加快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之前，他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欧洲国家的汇报，强调要“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1]（p.335）但是，当后来陈云提出，现在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把各方面比例先调整好，再加快发展;不能只考虑从国外引进项目，还要考虑国内提供配套资金的能力;对外债要分析，真正的自由外汇很少;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只要国际关系不出大变化，这个有利条件不会失掉等等意见之后，邓小平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利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4]（pp.198，199）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虽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是同意陈云意见的。

同样，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

例如，在经济特区问题上。陈云曾在1981年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3]（p.306）

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座谈，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3]（p.311）但是，当邓小平在1984年初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9]，并请他们向陈云汇报。陈云听后，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接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建议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委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同时也指出: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外资企业产品要有一定比例内销，但对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工业应当保护;特区不要搞自己的货币，如果一定要搞，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 [8]（pp.1672~1677）显然，陈云在这件事情上总体上向邓小平的意见靠拢，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