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在侵略者明火执仗、南京屠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竟然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耻辱吗？

当然，国民政府有些客观理由。据当时的兵工署统计：库存子弹5亿发，长江北岸山炮、野炮炮弹12万发，克虏伯野战炮炮弹10万发，合计22万发，只够20个师3个月的使用量。

1937年7月31日，“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邀请他的“智囊”——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一起吃饭，告知他们决定抗战。胡适问：能支撑多长时间？蒋答：6个月。当时就这个底数。所以不敢正式宣战，一边打一边想和，能妥协就妥协，能不打就不打。蒋的抗战，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到底的决心。

所以，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秉承希特勒意志，出面“调停”。德国希望日本从中国战场拔出腿来，进攻苏联。日本从东面进攻，德国好从西面进攻。日本跟中国打起来，对德国来说是个不小的麻烦。

日本当时提出了7个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第二，华北非军事区;第三，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对日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主权。

最初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东北已经丢了，华北又被日本占领，现在还要内蒙古自治，胃口太大了，不行!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刚刚表态不能接受，7天之后，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于是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提出的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

其实，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已经说过：“如果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行为，这我敢做。”这些话，国民政府绝对不会拿出来说，但他当年的确做好了以长城为界的准备，东北就算了，只求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就行。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历史在这里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如果当时，真的按照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停火，日本倒是从中国抽身了，可蒋委员长“抗日英雄”的光环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尘埃，日本战争机器的寿命不知要延续多久，东亚战争的蹂躏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但问题是，日本此刻已经利令智昏了。

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立即变本加厉，7个条件不够了，再加4个。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区设立特殊机构、伪政权，这已经是亡国的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再退，对陶德曼说“绝无接受之余地”。日本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抽身的机遇。

研究日本战争史，我猜想很多日本人对这段历史做内部评估时，一定很后悔——当年见好就收多好啊，胃口太大了。可是错过一次机遇，后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紧接着，1938年5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过去跟蒋介石私交非常好。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亡命日本，宇垣一成给予精心照料，两人结下友谊。蒋介石一看老朋友当了外相，觉得有戏了，可以做文章。于是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要谈，要和，别再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