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叶、张会谈的同时，因张学良的借款尚未到位，中共中央仅解决了红一方面军的衣服，二、四方面军的冬衣还是问题。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二、四方面军均缺冬衣，兄等处通融准备一部发给各军”。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我们早已注意棉衣问题。原拟为二、四方面军共制3万套，但因财政困难只能办成8000套。望即查告各需棉衣若干，以便尽力设法解决”。显然，因此时张学良已答应借款给中共，并接济冬衣，中共中央多少有了底数，显得沉稳多了。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向三送回张学良借给的5万元。此后，按商定计划分批送回部分冬衣，并布鞋5000双。对此，张学良回忆：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时任张学良秘书的应德田回忆：10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将军交给我一个提包，说里面是4万钱（“中交币”），是给共产党的，叫我交刘鼎同志。我立即到刘鼎同志所住房间将提包交与刘鼎同志。我记得当时张学良将军说是4万（元），后来叶剑英同志说是10万（元）。四、十音似，当时我没有打开提包复数，直接交给刘鼎同志。这笔款由刘鼎同志交叶剑英同志带回陕北。据刘鼎回忆：他（张学良）曾对我们说，“我可以拿出一批钱给你们”。以后确实送给我们钱、物。1936年冬，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在西安、咸阳给红军做御寒冬衣。
在此前后，王以哲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宁夏高原还穿草鞋和单衣时，立即动员西安军需被服厂赶做棉衣、棉鞋和皮帽子，以六十七军急需为名，秘密运送给红军。红军战士穿上暖和的棉衣，都说东北军此举是雪中送炭。此事，刘向三后来回忆：1936年秋末冬初，为了给苏区红军筹集军服，我们争取了西安同合军服厂经理王静（镜）寰为我们工作。王是六十七军退役军官。他除了包做六十七军军服外，还做些工作服之类的衣服。因为王政（王以哲的上尉副官）的号叫王震寰，一般人认为他俩有亲属关系，其实不然。我们常到他的工厂或服装店里闲谈，吃喝很随便，宛如一家人。由王政经手，从同合军服厂取过两次服装，每次都是用多辆大卡车送往苏区的。事后才知道，这些货都是由六十七军留守处结的账。
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进剿”红军。张学良屡次对中共慷慨解囊，雪中送炭。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不利，东北军战前、战中暗助红军大战山城堡
在张学良、王以哲帮助红军筹备冬衣之际，安定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唯恐红军会师大西北，便亲赴西安部署“进剿”，客观上打乱了中共与张学良于8月份共同协商的以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军援为目的的宁夏战役计划。一时间，面对三个方面军会师后近8万人的部队，中共更感到补给困难，特别是冬衣极为缺乏。迫于给养困难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中共曾一度想放弃陕北，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也曾想派周恩来亲赴西安，与蒋介石会谈解决国共抗日问题。但因蒋介石决心“剿共”，此事不了了之。
张学良因蒋介石的到来倍感棘手。迫于形势，张学良更加关注是否能够获取苏联军援及数量问题。10月20日，他驾机赴太原会晤阎锡山，想约阎一起见蒋介石谈停战抗日事，未果而归。阎锡山对共产国际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和晋军，以及联合作战情况下红军能否接受指挥存有疑问。
11月5日，叶剑英感到西安形势日益紧张，按中央指示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借给红军10万银圆，并写信询问中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特别是询问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对张学良的慷慨，叶剑英相当感激：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叶剑英携款赶到保安城外时，前来接应的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见到他颇有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配合军事上的步步紧逼，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的谈判中寸步不让。面对国民党军事上的咄咄逼人和谈判中的苛刻，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1个整编旅又2个团，显示了顽强的战斗力。战前，王以哲知道红军弹药缺乏，令军械处长范长庚给红军送去70万发步枪子弹和数千支步枪。战中，王以哲尽将胡部作战电文转告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这些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斗争不能解决给养之难。其间，中共不得不再向张学良借款5万元（此数额另说为10万元），继续用于解决冬衣的问题，“预计款于12月可到位”。关于此时的借款，据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记述：此前，中共已经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此数额的由来未见佐证和出处）。但因寒衣仍没有解决，加上粮食、弹药、药品等消耗，致中共经费相当紧张。此间，中共不断向共产国际催款，共产国际想尽办法，筹集35万美元，通过美国分两批汇款20万美元给上海的宋庆龄转中共中央，并准备直接援助中共80万美元。但第一批汇款至12月上旬才到陕北，第二批要等到第二年3月。此际，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向张学良借款10万元以救急。
尽管有张学良的屡次慷慨解囊，但不足以解决给养困难。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借款30万元，以10万元请代购弹药，20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期约次年3月。信中，毛泽东允以“备轻机关枪一百挺”“敬以奉赠”杨部。显然，张学良的不断慷慨相助反令中共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中共想起杨虎城是非常自然的。然而，正当毛泽东等待杨虎城的消息时，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爆发了。“因为西安事变很快爆发，此信不知是否送到。”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公开接济红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举世震惊。为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共派红十五军团等南下，向东北军靠拢。12月15日，张学良派粮秣处长张政枋偕同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县慰问红军。当天中午，张、孙赶到耀县，以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慰送红军。这是国共斗争10余年来，红军首次公开接受国民党军的慰劳品，尽管只是局部的象征性的行为，但它预示了一个新局面即将开始。
12月16日上午，张政枋向张学良汇报慰问情况。张学良了解到红军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消化不良，缺少医药等物品，当即表示，把在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的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在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的药品预先送给红军一部分，以度时艰。张政枋奉命联络各方，通过张学良的卫队团转送红军。同时，张学良命军需处赶制3万套棉衣，限期完成送给红军。军需处将此任务交给时在西安的原西北“剿总”被服厂（驻郑州）工务科中校科长杨佩珩，令其在西安利用民办工厂督办。在种种困难之下，杨佩珩经过努力，终于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了任务，成品陆续交红军西安办事处接收。
12月17日，周恩来偕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应邀赶赴肤施机场，张学良派刘鼎乘自己的专机满载援助红军的子弹在肤施机场迎候。当日下午4点多，周恩来抵达西安。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不断调集西北的紧张局势，周恩来于17日与张学良长谈至深夜，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12月18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议定，以西线为后方，调整三方战略部署。19日，张学良根据18日晚议定的方案，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下达行动部署。同日，张学良派人用汽车运送子弹、鞋子等弹药军需物资抵达西峰、庆阳等。毛泽东将这一消息告知红军前总，令红军一部迅速南下接取。
12月2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会晤中进一步协商了西线打击胡宗南、马步芳等部的方案。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即西路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逼迫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答应于军援助子弹。商后，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询问红四方面军能否达到张学良的要求。中央军委立即电询西路军。23日12时，徐向前、陈昌浩回电否定了单独向兰州进军的可能，称“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收电后，毛泽东等电示周恩来，再次核商西路军的行动：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