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谈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派朱理治驻西安张学良处负责联络工作，同时派刘向三接替李克农驻洛川王以哲处负责联络工作。为了保密，王以哲称刘向三为同学。其间，王以哲知道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缺乏，经常援助。有一次，他把亲信、军械处长范长庚找去，让范长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枪用汽车送给红军。不久，范长庚又从肤施的军械库中提取账外的70万发子弹给红军，刘向三联系了20多匹骡子，运送了两次才全部运到苏区。类似的事还有多次，范长庚经常把清理前方仓库后多余的账外物资交给红军。一天，王以哲还派人给刘向三送去一个大麻包，红漆大印加封，内有法币10万元，让他送回苏区。除直接拨给红军物资弹药、经费外，王以哲还为红军代买一些物资。一次，第一二九师趁向驻肤施第三十八团补给军粮的同时，为红军代买电池、电子管、蜡纸、油墨、甘油等22驮，送到肤施东10里的天主教堂，由红军联络站接收。作为回应，红军按王以哲的要求，与陕甘苏区政府一起发动群众，扩大对第六十七军的卖粮草运动，保障王部供应。毛泽东、周恩来于6月28日亲自布置任务，令盐池、定边部队运送5000斤食盐到吴起镇，解决东北军的盐荒。周恩来还特意给范长庚写信表示致谢。
4月底，周恩来为落实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请张学良“送弹药”事，通过刘鼎向张学良提出援助红军部分子弹、被服的两种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张学良部）送子弹，我方（红军）去“夺取”。B.彼（张学良部）派一师兵“进攻”瓦窑堡，我方（红军）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彼（张学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弹。
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挥师西渡。当刘鼎将此情况转告张学良后，张非常高兴，感谢中共虚心接受结束东征的建议，并希望早日与周恩来再次会谈。7日，张学良通过中共联络代表朱理治转达对当前双方关系的意见，并应允周恩来提出的提供子弹、被服之事。对周的两种方案，张学良认为，A法“不甚好，因恐双方有损失”，B法则“较安全”。对于周恩来同时“要求之地图，彼（张学良）已准备好同样的两份，一份已交周带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设法送”。当日，中共中央复电刘鼎转张学良，答应周恩来与其再次会谈，愈快愈好。
四五月间，经周恩来和张学良确定弹药接洽方式后，张学良密令将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受命后，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吕伟绩令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发出后，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驮400驮，送往肤施东10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联络站，经手人是刘向三。共送了2次，大约数目是210万发。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仑）。
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周恩来请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
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同时，决定派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陈先瑞部第七十四师会合，转进河南，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晤于肤施。会谈中，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正在酝酿中的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着重地请张学良提供红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提出了七九子弹10万发的单子，要求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肤施城，另4万发送给将出陕南之部队。
5月22日，西征红军出发不久，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商讨红军去陕南行军路线，要求张学良迅速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发至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
5月下旬，中共中央得到两广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同时张国焘所立“第二中央”出现“松动”，遂决定暂时中止出兵陕南计划，但未中止请求张学良援助子弹一事。29日，周恩来电告刘鼎转告张学良此事，强调：弹药仍甚需要，望商张学良设法拨给，并在甘泉、肤施道上或其以北地点交付为盼。同期，红军总部两位联络员（小刘、小赵）携带十几驮白银（元宝）到东北军一二九师副官处找吕伟绩代处长，到西安购买布匹及一部分通信器材和药品。经双方协商，两人扮成一二九师的军官，一位是上尉军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由一二九师情报队长郭振中陪同，到一二九师西安留守处找杜景阳上尉副官，由杜设法将硬货币变成能用货币，再向市场采购物资，再用一二九师的3部大卡车于夜间分批经洛川运回苏区。
6月1日，6万发子弹如约送到延安。王以哲电告周恩来：子弹6万发已至肤施，待弟到肤施后再电取法。对此，周恩来致电表示感谢：“承拨子弹，足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6月初，两广事变起，中共中央看到了加速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必要。事变后，张学良积极护送中共代表邓发前往苏联，主动派出代表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探试苏联的态度，担心与红军谋变后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
6月中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报联系。16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长电中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在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当前主要困难是经费和装备问题。电报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共产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形势所迫，使中共与张学良把举事的关键均集中在苏联方面的后勤保障上。但事事难料，两广事变不久即被蒋介石平息，此事便不了了之。】
红军会师大西北之际，冬衣严重缺少，张学良伸出了援手
就在红军与东北军建立起军事统战关系，从张学良处获取给养接济之际，中共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谈判逐渐升级。共产国际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8月上旬，潘汉年从莫斯科辗转来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对统战工作的方针。此后，中共决定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停止“围剿”的前提下，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苏维埃、红军的问题。8月12日，潘汉年受中央委派，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就在中共筹划与南京谈判的整体方案之际，红军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给养困难，即冬衣问题。还在8月中旬，在冬季来临前，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决定“加做三万五千套，连同红一方面军共七万套冬衣”，以备过冬。基于此，中共中央托路过西安的潘汉年向张学良借款筹衣。
从8月19日始，潘汉年与张学良连续会晤。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借经费5万元，并请解决部分冬衣。对借款一事，张学良“立刻应许”，表示可多借些；对冬衣一事，张请潘问明数量。事后，潘汉年电告中央：对于我们借钱，他仍立刻应许，已交5万元，我暂时放在刘鼎处存着，其余的需要通过上海外国银行拨付，免令人怀疑。但他声明，如再有急需，每次数万定可由此地付出。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放弃“抗日反蒋”方针，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了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9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刘鼎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转给张学良。张对此极为赞成。
为重新规划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的草案。10月初，《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脱稿。草案强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同时，首次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军饷、军需、军械等配发要求，甚至连兵员的补充都被列入国民政府的“义务”范围。《草案》脱稿后，为交蒋介石处，中共中央又想到了张学良。
同时，因给养已相当困难，在“现款用尽”的情况下，红军仅解决冬衣“三万套衣料，五千床被单”等，所差甚远。为此，中共中央再次想到向张学良借款，为红二、四方面军做冬衣。
于是，中共整体谈判方案的协调及冬衣的解决，均求助于张学良。
10月初，叶剑英、潘汉年等人赴会张学良。5日，张学良与叶、潘面谈。叶详细介绍了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张学良十分高兴，表示今后会积极劝蒋抗日。叶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希望经张交给蒋介石。同时，叶剑英直言红军经费紧张，冬衣解决困难，共产国际不能应急，希望借款30万元。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解决5万元，多无希望。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途中，请红军半路去“取”，不便送入。关于钱款问题，张学良在知道潘汉年将于14日赶到上海时又表示：钱款问题，可到沪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