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电示李克农，补充双方达成的口头协定：（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苏区及关中区）；（乙）鄜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鄜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相比原口头协议，毛泽东等关注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3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要求李克农在面见张学良时，转达红军在东征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请向王军长询问有无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省十万分之一或其他军用图，如有，要求赠送二三份，为河北一带与日帝作战之准备”。李克农据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应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赠给红军。与此相应，红军应王以哲的要求，帮助其驻肤施部队解决粮、草、盐等困难，允许驻甘泉部队换防。
3月4日，中共中央电令李克农介绍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接洽王以哲部军需处长，获取关照，赴西安采购“目前办货最急西药、布匹”。6日，李克农和张学良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经王以哲精心安排，钱之光改扮成六十七军军官，在六十七军一名副官随行下赴西安采办货物。抵西安后，钱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轻易上街；需买的东西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副官长兼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垫付；一些货西安没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订货。钱之光在西安住了2个多月，采办了石印机（印纸票用）、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再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护红军采购员，穿着六十七军军装到西安采购西药、布匹等奇缺物资，体现出相当的诚意。
3月4日和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将关于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议等问题电告各方，通告口头协议于3月5日执行，并要求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议之目的。
3月4日，张学良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谈判。在持续至5日凌晨的会谈中，双方有共识，也有争论，但均以诚挚坦白之心态，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张学良的种种疑问予以解释，同时转告了东征红军的战果，再次提及对作战地图的需求。张学良对军用地图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权代表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进一步谈判。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中共中央判定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有诚意，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他赠送图书表示感谢。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毕竟是“通商互济”，被红军围困的东北军同样需要。正是在此过程中，张学良部已开始暗中接济中共领导的红军，尽管这些接济还是有条件的、少量的。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
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就联苏抗日问题，张学良非常盼望能获得苏联的援助与支持，关切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予以肯定回答。
在约定经济通商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和红军目前给养困难，请张学良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学良应允：普通购物由红军在其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办理，并可送弹药。关于具体的弹药补充数额，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曾任张学良将军侍卫官）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秘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吕作为承办人，虽没有参加肤施会谈，但所言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记录这一回忆的李铁醒也这样认为：“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掉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同时，张学良表示：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两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讲：我有一大笔私款可作抗日军费。
4月10日清晨4时，张学良送周恩来一本《申报》60年纪念印制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作为留念。他同时以私人名义出资，当场向中共捐赠2万块大洋。据时任张学良部粮秣处长的张政枋回忆，有此项支出。另有一说：张学良送给中共5万块大洋，不是2万块。笔者2004年10月访沈阳张氏大帅府原馆长杨景华时，他说：1994年7月20日杨尚昆到我馆参观时回忆，当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问周恩来，贵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巧妙地伸出5个手指头，答说，共有5个军。张学良又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5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我就是这批银圆的接收者。当时打开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银圆时，流出了眼泪，感叹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张学良没少接济红军物资，这些接济的物资一直由张政枋等人运送，时间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
杨尚昆曾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及后来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部主任、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其回忆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只是年代久远，当中不免时间上张冠李戴。但至少5万银圆事，被其他史料佐证过。笔者以为，周、张肤施会谈后即送5万银圆不太可信。对证后来张学良曾专门送过中共5万银圆，也许杨尚昆所忆当是此次。需要说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并没有记录上述内容。此次会谈后，张学良又送中共20万法币。相比消耗红军相当大精力、历时75天的东征所得--扩红8000人、筹款30万元，再考虑到当时中共和红军的给养窘境，2万块大洋和20万元法币对于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如此大方，与他的思想和处境不无关系。其一，张学良与中共有着共同的时局理念--抗日，这是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的信念。其二，张学良看重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张学良认为，中国抗日需要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而联络着苏联的中共是获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当张学良此前不久获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过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联络中共和红军乃是大势，不是一时之利。因此，张学良接济中共，既是想真诚地帮助暂处困难中的中共和红军，同时也是从长远的联共抗日打算，绝不是一时冲动讨中共欢喜，否则就不会在此后源源不断地接济中共和红军。
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
事后证明，张学良很真诚，中共的诸多要求均得到满足。随着经费的日渐拮据，中共为立足与发展，当然会日益倚重真诚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张学良。
4月22日，周恩来应约派刘鼎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刘鼎成为在张学良处为红军经常接洽东北军援助物资事宜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他还专门购置了一辆大轿车，建立起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回苏区。同时还联系上海，购买在西安采办不到的医药器材和药品等急需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