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著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红军，面临给养保障的大难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虽不致再奔波劳顿，但依然没有解决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生存问题。红军不仅军事装备、钱款均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这一现实情况，从1934年与1936年的红军供给标准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项目的标准，1936年仅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项目干脆取消，或归并到其他项目中，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同一项目所含内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较粗，没有“具体”。相反，一些体现等级性、福利性的项目却明显细化，如抚恤费、技术人员津贴等，这显然是迫于安抚军心、延揽人才的需要。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先后颁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伤病员几项费用标准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各项费用之规定的训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个命令。从三个命令对比中不难看出，除方面军级、军团级办公费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项费用均调低，规定也越来越细，明显是为了适应给养窘迫的现状。
造成陕北红军物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观环境因素。无论是长征结束的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所处的陕甘、川康地区均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规模军队的供给相当困难。其二，国民党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其三，供需人员比例失调。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为消除物质困难，中共中央自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稳定于陕甘后，通过不断发布电文、颁布训令等，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则不断加强筹粮筹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事，都要报毛泽东、周恩来等统筹处理。与此同时，“出于后勤考虑”，因“根据地地域不大，物产不丰，后勤补给困难”，为“解决军队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空间，红军遂发起东征和西征。
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1936年1月，被红军释放的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架起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桥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窑堡，附带有张学良送的2头毛驴驮运的罐头、水果和食品等，同时也带来了请红军派人面谈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达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接触。
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及其实力的判断，也出于对苏联援助红军的信心，毛泽东于1月20日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此电的核心是联合张学良抗日反蒋。电文中，毛泽东以“军饷、械弹”相许，完全是出于对苏联军援的高度预计。此后的发展说明，这对张学良坚定联共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张学良看重的不仅仅是苏联实实在在的军饷、械弹，更在于中共是联系苏联的桥梁，而苏联则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诚意抗日的张学良在对苏联的期望之下，不计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济渴望着苏联军援却从未得到的中共和红军。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此时的张学良之所以会如此迫切地希望与红军停战，一方面是他背负国恨家仇，讨厌内战，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围剿”红军，意在既削弱红军，也削弱东北军。1935年秋，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来，先后有劳山失利、直罗镇惨败。短短不到2个月，东北军部队损失惨重，而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东北军2个师的番号。
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的佟铁肩回忆，会晤后，李克农还与王以哲口头议定：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5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仓库运至肤施（今延安）转交中共中央。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包围的部队得到补给，中共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
毛泽东等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
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电告彭德怀，张学良将于当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会谈。2月10日，周恩来交代李克农赴洛川准备同张学良谈判。行前，周恩来向李克农交代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力争谈成”。显然，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共识后，中共在实现大的合作战略之前，更急于实现“经济通商”，缓解红军给养困难。
2月25日午夜，李克农、钱之光等冒雪赶抵洛川，因张学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会谈。双方以1月的会谈为基础，很快于28日达成局部停战的口头协议，约定：凡甘泉、肤施城周围20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如苏区民众需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据参与会谈的钱之光回忆：当时通商问题是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就先从通商问题谈起。在东北军方面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们到达陕北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许多地方，好些农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六十七军的部分军队，几个月来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好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间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当时红军也有些困难需要解决。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信、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同时，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要解决军队自身的给养，还要解决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因此，通过会谈，打破封锁，也是红军在这次会谈中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