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包玉侠闲聊了几句，中间问道:“大嫂这是到天津走亲戚吗？”

这句看似无心的问话，却给包玉侠出了个难题。

每次去天津，包玉侠都会在熟人中编一个不同的理由，比如去看天津的哥哥，哥哥的孩子满月等等，对儿子也是这样说。而刚刚这个警察在抱儿子回来的过程中，很可能也用类似的问题逗过小孩子。儿子是怎样回答的，包玉侠心里没底，如果两个人说岔了，让警察看出破绽就麻烦了。

包玉侠灵机一动，没有直接回答警察的问话，而是转向儿子:“你告诉叔叔，咱们去干什么啊？”儿子奶声奶气地回答，极为自然地化解了可能产生的危险。

由于为抗日放火团工作相对较晚，对在大连秘密发展的第一批放火力量，包玉侠所知不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36年下半年来到大连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秋世显。

像70多年前一样，包玉侠仍把秋世显称作“老秋”。其实，当年的秋世显只有20岁出头，比邹立升、包玉侠夫妇还要小上两三岁。

秋世显1914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离开东北，就读于北平大学景山补习学校，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世显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经纪守先发展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张守义介绍，加入抗日放火团，并被派往大连工作。

包玉侠回忆秋世显，说他“长相清秀，爱说爱笑，文质彬彬”。而这个“文质彬彬”的中共党员、爱国青年来到大连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才能。

当时，大连的抗日放火团成员只有五六个人，主要是“满油”和“满铁”仓库的苦力，放火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这两处。

秋世显伪装成苦力工人，潜入当时工人聚居的石道街西部贫民窟，与他们吃住在一起，秘密发展了一大批抗日放火团的新成员。而秋世显选择的放火目标也更有战略目的。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大连的工业建设主要集中在甘井子地区。这里毗邻大连港，甘井子码头可停泊2万吨级油轮。“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大连制油所(满石)”、“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化)”等战略资源类工厂以及众多的关东军仓库都修建在甘井子。秋世显在这些重要目标都发展、安插了抗日放火团成员。

1937年1月，“日清制油株式会社”失火；

4月6日，“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失火；

4月13日，位于大连码头的“满铁”仓库失火；

4月19日，日本关东军仓库第207号被服仓库失火；

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第78号危险品仓库失火；

……

所有这些，都是抗日放火团秋世显系统所为。当时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共有三个系统，分别受赵国文、邹立升和秋世显领导。秋世显系统战绩最为卓著。在大连发生的57次抗日大火中，秋世显系统就点燃了39把。

抗日放火所用的引火装置，都由各系统的领导人负责制造。秋世显虽然没有接受过莫斯科的专业培训，而是在国内学会的这项技术，但他的技术却更为出色，所制造的引火装置全部发火成功，无一失手。

接连爆发的冲天火光和漫天烟雾，让大连市民和抗日放火团成员们兴高采烈，而同伴们对秋世显更是心悦诚服，顺着老百姓的传说，他们送了秋世显一个外号--“火神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秋世显又指挥抗日放火团掀起了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

7月到8月间，日本军需企业天德制材厂、鸭绿江制材公司、吾妻驿仓库等地接连燃起大火，一时万众瞩目，反响极大。日本关东州警察部惊呼:“扰乱了因事变(七七事变)而下令防空的大连市。”

抗战初期，抗日放火团给予日军打击最为严重的是1938年4月的“满石”大火。

4月9日，给“满石”中国劳工做饭的卢炳义，借中午送饭之机，将两块引火装置藏在饭筐底部带进了工厂。工人吴诚江佯装拿饭，取走了引火装置，寻机把它们分别放到了14号和34号仓库的油桶中，然后若无其事地和工人们一起下班回家了。

这两个引火装置设定的发火时间颇具心机。9日当天并没有燃烧，而是定时在第二天晚间，那是个休息日，厂区内除值班员外已空无一人。

晚上10时许，“满石”仓库忽然冒出阵阵黑烟。那天又正好刮着大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石油桶引发了一连串的燃烧爆炸，爆炸声震天动地。

当时的日伪报纸《大连日日新闻》对这场大火作了报道:“10日晚10时，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

这一场大火足足烧了16个小时，6万桶石油和大量化工原料付之一炬，日军损失达700万日元之巨。

时隔70余年，包玉侠仍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情景。当晚火起之后不久，已经一天不知去向的邹立升兴高采烈地回了家。一进门就让包玉侠切肉、和面、包饺子。包玉侠还埋怨了一句:“这么晚了，还想吃饺子！”邹立升说:“高兴。一定要吃！”

那一夜，在大连冲天的大火和响彻城市的警报声中，邹立升一家人吃了一顿庆功饺子。

话分两头，在抗日放火团进行的破坏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日本侵略者对在自己眼皮底下、直接烧着自己屁股的大火也在加紧追查。

1937年8月，日本终于从在哈尔滨被破获“北满国际情报组”，获知了一个被他们称之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国际特工组织。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对“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一无所知，还是无从查起。

火，幽灵一样纠缠着他们，接二连三地烧着。

直到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开展破坏活动三年多之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地抓到了一个抗日放火团的成员。

这个人叫陈庚茂，是吾妻驿仓库的劳工。那一次，他把引火装置放到了日军的军马粮草堆。没想到，这枚引火装置并没有如期发火。

第二天，陈庚茂去检查原因，在用抹布拂去发火装置上的灰尘时，突然火起，陈庚茂躲避不及，被随即赶到的日本水警当场抓获。

陈庚茂被捕后“惊恐万状”，马上“招供”，说是一个陌生人让他把一个手绢包放到码头的货物中间，如果码头着火了，就在傍晚在码头的对面给他赏钱。

日本警察决定“将计就计”，他们用发烟筒伪装仓库失火，然后在陈庚茂指认的地点埋伏人手，打扮成小贩、工人，准备抓捕“指使人”。结果却连个影子都没有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