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升有个老乡叫高绪慎，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满油)”当搪瓷工，也加入了抗日放火团。就是这二人合力，点燃了抗日放火团的第一把火。随后他们又发展了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仓库扛大包的老乡孙玉成。自然，这个仓库也被烧了。

后来，邹立升还把自己的妻子包玉侠发展成了抗日放火团的交通联络员。

包玉侠是现在唯一健在的抗日放火团成员。老人今年已经96岁高龄，但忆及当年情形，仍历历在目。

包玉侠说，起初邹立升什么都对她瞒得死死的。那时候经常有几个人到她家，凑在一堆嘀嘀咕咕。每到这时，邹立升就把她支走，让她到外面看门，有人来了还要赶紧让屋里知道。

一次，那几个人正在屋里开会，忽然有人朝她家走了过来。包玉侠赶紧让儿子进屋报信。等她带着来人进屋一看，就是一转眼的功夫，那几个本在炕头嘀嘀咕咕的男人，居然变成围在一桌打起了麻将。

还有一次，邹立升拿出一挂鞭炮，让包玉侠带着儿子到院子外放着玩，自己则躲到屋里神神秘秘地“捣鼓”着什么。

忽然屋子里发出了一声闷响。包玉侠跑进去一看，满屋的浓烟。

后来，包玉侠才知道，邹立升是在试制引火装置。这个技术应该是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传授的。邹立升自己实验了几次，终于完全掌握，并且很快将其用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仓库和工厂。

引火装置的秘密

抗日放火团所用的放火技术颇为神奇，一次次地在重要目标引发了大火，却没留下过任何可供追查的线索。奥妙就在引火装置上。

包玉侠曾经看到过邹立升制造的引火装置，她这样描述:“大概是肥皂大小的一块，中间挖个洞，弄个小药瓶放在洞里，小药瓶里装的是镪水，外面再盖一层药。说几点着就能几点着。”

显然，包玉侠也不清楚引火装置的原理，不过，她的描述提供了推测的线索。

大连史志办副巡视员王军说:“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日本目标放火，这种引火装置需要有几个特性，一要完全燃烧，事后不留痕迹；二要燃烧剧烈，一旦燃起就难以扑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能够延时或者定时引燃。”

从新中国成立后，大连市史志办就一直在整理、研究抗日放火团的历史，但对这个引火装置也只能说是“推测出个大概”。

如包玉侠所说，引火装置用到了镪水，应该是利用了化学反应。镪水就是硫酸，最简单的办法是，硫酸与其他几种化学物质混合。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会引发剧烈燃烧。

至于定时装置，应该是利用了硫酸的腐蚀性，装硫酸的小药瓶或者瓶塞慢慢被腐蚀，硫酸流到外面，与其他几种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燃烧。而周围再辅以助燃物质，一下子引发大火。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几个或十几个小时。

这样，抗日放火团的成员只要把这个装置偷偷放在目标的易燃位置即可。待到火起，放火人早已远离火场，无处可查了。

“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推测。”王军说，“抗日放火团使用的引火装置制作起来应该不难，但也不会如此简单。更何况后来日军加强防范，进出重要目标都要搜身检查。抗日放火团还会有更隐蔽、更机巧的引火装置。”

即便是抗日放火团在大连行动的初期，搞到制作引火装置的原料也殊为不易。这种化学物品普通人家很少使用，出售的地方就更少了，一旦有闪失，极易被追查。

抗日放火团制造引火装置的原材料主要靠从天津秘密输入。这就是包玉侠的任务了。

只是直到今天，包玉侠老人仍不知道自己数次往返大连和天津之间究竟运送的是什么。在她的叙述里，一直说自己是给抗日放火团送“火药”或“炸药”。老人认为，只有这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才能引发当年那些冲天的大火。

1936年5月的一天，在大连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坐着一对母子，他们行李不多，看上去像是走亲戚的，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包玉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天津，找一个叫李胖子的人。

李胖子，也被称为李大姐。临行前，包玉侠颇为不解地询问邹立升:“怎么能叫李大姐'李胖子'啊？多难听！”可邹立升却有些不耐烦似地说道:“你记清楚就行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虽不甚明了，但那时的包玉侠已经知道丈夫一群人是在“打日本”，也深知这件事干系重大。既然丈夫不让问，她也就不问了，带着儿子坐火车来到天津。

按照邹立升的嘱咐，包玉侠下车后到车站外的一个商店门口等“李大姐”来认她。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没有一个人像是“李大姐”。

忽然走过来一个胖胖的男子，俯身拍了拍儿子的小脸:“显容(包玉侠儿子名叫邹显容)来啦，长这么高了。”然后，来人低声对包玉侠说:“邹大嫂，我是李胖子。”

这着实让包玉侠吃惊不已，“我哪想得到'李大姐'竟然是个大男人啊。”不光如此，“李大姐”其实也并不姓李，而是姓黄，叫黄振林。

黄振林是和纪守先同期在莫斯科受训的抗日青年，回国后被派到天津，任抗日放火团的天津负责人和天津、大连间的联络员。

接上头后，黄振林交给包玉侠两个一尺见方、三寸来高的点心盒子，中间夹着两个茶叶桶捆成一包，让包玉侠带回大连。这个点心包里，装的就是引火装置所需的原材料。

黄振林送包玉侠上火车，自己把点心包放到了行李架上。然后，他悄悄地嘱咐包玉侠:“这包东西放在上面，路上如果有人碰或者有人拿，千万别管，就当这东西不是你的，也别盯着看。等到了大连，看周围没人了，你再拿走。”

包玉侠依言而行，一路顺利返回大连。

不久之后，邹立升又派包玉侠赴天津联系黄振林。这一次，邹立升没有说让她去做什么，只是买了几个火烧，用报纸包好塞到行李中。临行，邹立升千叮咛万嘱咐:火烧一定要包好，报纸别弄烂了。

到了天津，黄振林来接站，替包玉侠拿行李，顺手拿出了火烧。黄振林说:“邹大嫂，这报纸给我看看吧。”说着，就给火烧换了个包装纸，把报纸塞进自己兜里。

包玉侠不识字，不知道这份报纸有什么用。后人猜测，这份报纸很可能记录了大连发生的火灾。邹立升用这种方式向上级做了一次工作汇报。

身为交通员的包玉侠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但她非常明白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她不多说也不多问，邹立升和黄振林怎么说，她便怎么做。但是路途中的情况就全靠她一个人应付了。幸而包玉侠为人十分机警，随机应变，从未出过差错。

包玉侠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

有一次乘轮船去天津，儿子第一次坐轮船，很是兴奋，自己满处乱跑。四五岁的儿子正是人见人爱的年龄，一个船上的警察把儿子抱着送回了船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