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是陈庚茂被捕后临机想出的瞒天过海之计。他早已对日本目标实施了多次放火，胆小怕事只是伪装，接头领赏是对敌人的戏弄。唯一与陈庚茂联系的抗日放火团成员王金泰，此时已经闻讯安全脱身。

日本警察枉费心机，事后再审陈庚茂，他还是咬定自己的说法不松口。日本人没能从陈庚茂身上得到更多线索，最后把他判了12年徒刑了事。

不过，陈庚茂的被捕还是让日本警察摸准了追查的方向--贫苦劳工。

这一年，日本“关东州”警察部下令大连各警察署成立“搜索班”，专门侦办放火案件。同时，“关东州”警察部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关东州劳务协会”的组织，其主要职能就是监控工人。

“关东州劳务协会”规定，在大连做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到“劳务协会”登记，领取“劳动票”。没有“劳动票”即视为无业游民，由警察署收押。而领取“劳动票”时，工人还要像犯人一样在警察署按手印，留下指纹，以便日后监视、追查。

在大连的日本工厂、仓库也纷纷增设了“防谍委员会”、“防卫系”，加强了防范措施。重要的设施则由日本宪兵队把守，对进出的中国工人搜身检查。

但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日本宪兵队纵有“张良计”，抗日放火团亦有“过墙梯”。

一次，打入日本关东军仓库做苦力的王有佐受命烧毁日军的被服仓库。日本宪兵的严格搜身，确实让引火装置带入工厂殊为不易。王有佐想出了一条妙计。

老家在山东的王有佐带了一个煎饼卷大葱去上工，引火装置就卷在煎饼里。进门时，王有佐一边“咔咔”地咬着煎饼卷大葱，一边坦然地接受日军搜身。刺鼻的大葱气味让日本宪兵颇不耐烦，草草检查后就把王有佐轰了进去。

当晚，被服仓库燃起大火，日军的5万多套毛衣、毛裤和大量的军用食品化为灰烬。

日本军警对大连频频发生的大火多年追查却毫无头绪，自然承受了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被上级责骂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日本军警、汉奸开始大肆抓捕、审问无辜的中国劳工，试图从中打开缺口。据当时的一份日本档案记载，仅在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间，日本军警就盘查5万余人，拘留、拷问、审讯2000余人。

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丧心病狂的日本军警、汉奸为向上级交差，甚至会对一些无辜工人施用酷刑，屈打成招。

1938年的“满石”大火之后，日本警察署很快宣布破案。实际上，这个破案过程就是把所有当天参与劳作的工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从一个小门中穿过，两旁都是日本军警。凡是神色慌张的都被抓起来严加拷问，结果总共抓了50多人，其中5个人被严刑拷打，硬逼承认放火，一人被活活打死，另外4人屈打成招，被判刑15年。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严密追查，抗日放火团没有丝毫退缩。相反，在这一时期，他们的行动更加积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一个名叫于守安的抗日放火团成员。

于守安在1940年1月才经秋世显发展，加入抗日放火团。虽然时间较晚，但于守安胆略过人，行动果敢，仅仅半年之内，就对日本目标放火17次，成为实施放火次数最多的人。

王军说:“于守安是抗日放火团的一员猛将。每次行动仅用一个引火装置、烧一把火对他来讲还不过瘾，他会要求秋世显为他制作几个引火装置。而于守安还是个粗中有细、很有智谋的人，这些装置会被使用在不同地点，达到声东击西的效果。”

最夸张的一次，一天之内，于守安在日军码头、日清制油株式会社、三泰仓库日军军马粮草垛放置了6个引火装置。结果，这一天大连城内三处火起，日本消防机关被折腾得狼奔豕突，顾此失彼。三架飞机被烧毁，一天内损失上百万日元。

1940年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仓库又放了一把大火。不料，这竟然成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点燃的最后一把火。两天后，抗日放火团大连总负责人赵国文被捕了。

倾覆

1940年6月下旬，抗日放火团被日本警察破获。很长时间里，日本在大连的殖民当局对此事秘而不宣，直到1941年上半年，“关东州警察部”确信已经抓获了全部抗日放火团的成员，才允许媒体公开报道。

当时的日伪媒体《大连日日新闻》在颂扬日本军警宪特的“功绩”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搜查机关费尽了口笔难以形容的苦心。”

足足五年的时间，抗日放火团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一样，把日伪“搜查机关”折腾得苦不堪言。这份“苦心”确实是难以形容。而敌人最终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险恶伎俩，终于抓到了抗日放火团的马脚。

这个措施就是在中国劳工中间雇佣特工人员，暗中搜集情报。日本警察署称之为“白片密探”。所谓“白片”，是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大大有赏。靠着高额悬赏，日本警察署在中国工人中暗布了不少鹰犬。

最先探听到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是一个叫牛嗣义的小工头。

大连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宣教处主任周爱民介绍，关于牛嗣义是如何获知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来自日本法院对抗日放火团的审讯记录，说抗日放火团成员黄振先与牛嗣义喝酒，黄酒后失言。另一种说法则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日伪汉奸的审讯记录，这些汉奸供词提供的细节更为丰富，应该更符合史实。

1940年5月，牛嗣义让从山东来的许元鼎联络几个老乡，一起到某地打工。许元鼎说找不到人。牛嗣义多少了解一些许元鼎的社会关系，就有些奇怪，问道:“你的同乡王有佐、黄振先不都是卯子工吗，看他们平时也没啥事。”

许元鼎随口答道:“他们不会去。他们的卯子工干也吃饭，不干也吃饭。”

牛嗣义更为不解，又继续追问，许元鼎就说了一句:“大连一着火，上面就有人给他们发钱。”

牛嗣义就是一个“白片密探”，他马上把此事汇报给了大连警察署巡捕长、汉奸隋云封。

许元鼎并非抗日放火团成员，他如何知道王有佐等人的身份？周爱民说:“现在恐怕已经无法考证。有可能许元鼎也是抗日放火团的发展对象，让他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可能是王有佐等人在平时有所流露。但不管怎样，当时抗日放火团对自身的保密工作确实有麻痹大意之处。”

王有佐、黄振先的身份暴露了，日本警察署却并没有当即抓人，而是对两人进行了数天的跟踪监视。他们已经料到王有佐背后会有“大鱼”。

果然，6月24日晚，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与王有佐、黄振林在一座大桥的桥洞里接头，随即被隋云封带人抓获。

赵国文被捕后抵刑不住，招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