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罗马帝国崛起的同时，中国由春秋进入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逐鹿争雄，各国争相变法，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改革的先行者管仲倡行“寓兵于民、军政合一”的耕战体制，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国家；为改革喋血的斗士吴起，先后在魏国、楚国推行改革变法，“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成就了两国一时的强国霸业；以“赵武灵王”闻名于史的赵雍，即位后更是顺应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推行“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使一个连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赵国，发展成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

然而，最后完成天下“大一统”的非赵国，也非它国，而是被视为西北蛮夷之邦的秦国。

秦国虽经济文化落后却穷则思变，求贤若渴，秦孝公大胆启用从魏国西行入秦的商鞅实行变法。商鞅推行的变法包括设郡县、清户籍、奖耕尚武等，其最大亮点是以军功授爵代替世袭制，“尚军功以树国威”。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也被秦国全面运用。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民勇于公战，乡邑大治”，秦国一跃成为国富兵强的大国。而当时势头正劲的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却在宫廷政变中被困死沙丘宫，变革图强大业随之衰微不振。商鞅最终虽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但被毛泽东成为古之“良法”的“商鞅之法”得以继续实行，为大秦帝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和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商鞅的名字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

回眸历史不难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历史的演进，都与改革创新休戚相伴。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指挥体制和兵役制度改革，为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拿破仑通过新战略、新战法改革，建立起盛极一时的法兰西帝国；西奥多 罗斯福的“大海军”改革，促使美国军事力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可以说，改革是国家崛起、军队强大的基本法则和必由之路。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军事观，军事改革并非“天才统帅悟性的自由创造”。不管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催化之下，当战争形态演变和战斗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相对滞后的军事领导体制、部队编制体制进行改革。以改革创新驱动强国强军，就成为有作为的国家和军队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