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个国家对二战的纪念会引发国际性争议？这些问题成为历史系孟钟捷教授探讨二战历史记忆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出发点。他说：“二战记忆在国家性与国际性之间游走。战争结束初期国际法庭审判试图塑造一种国际性的二战记忆。战争之后，各国书写二战记忆则侧重国家化的记忆塑造” 。但是这种记忆塑造基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局面。这些关于二战的历史在各个国家之间不断被争议，这些争议实际上显现了记忆与历史的区别，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主体特征。这对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帮助。

2015年1月27日，欧洲领导人自奥斯维辛集中营参加悼念仪式。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同样是讨论二战记忆，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范丁梁青年研究员则主要聚焦德国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话语。范博士梳理了二战后德国受害者话语的发展和历程，并且从德国的经验中提炼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战后初年，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艰苦的国内生活条件和国际社会的敌视与仇恨，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的记忆话语。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和美国电视剧《大屠杀》热映的推动下，这种受害者意识逐渐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在基民盟/基社盟以“正常化”为导向的历史政策的指引下，“谁能够以何种话语得到纪念”作为纳粹记忆的核心问题被正式提出，与此同时，受害者意识成为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工具。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话语越来越具有某种“进攻性”，并不断加固着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征。20世纪60年代德国再次兴起反犹浪潮，这些事件再次警醒他们，并且重新思考战争记忆建构问题。从199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建构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在受害者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记忆的现实框架与历史化、社会框架与个人、民族国家框架与欧洲化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