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转机来了。

天津大学要建一座以冯骥才命名的学院，并聘请他为院长和终身教授。不久，他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随后在进行民间文化调研时，冯骥才才知道原以为中华大地上缤纷灿烂和无比丰厚的民间文化已是满目凋零。

在河北白沟，他找不到一件儿时着迷的泥模与泥玩具，而那里早已成为北方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在杨柳青著名的画乡沙窝，也找不到一点与年画相关的踪迹；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他亲眼看到民间遗存纷纷被出售……

当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才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困境。“那些年，我们流失了多少宝贵的、珍奇的、独异的、历久经年而不可再生的民间遗存，谁知道?”他考问着。

在他眼中，中华文化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如果说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冯骥才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干起了这件“我们要做和必须做的事”。

普查、登记、分类、整理、出版，抢救工作可谓一步一个坎儿。

在《漩涡里》，冯骥才回忆起一件普查中的往事。山东的几名志愿者要去四川北部考察，那里天远地荒，易生意外，他们就聚在一起，立了一份“军令状”，说自愿和自费做这件事，“如出意外，包括身体和生命，自己负责”。他们总共七个人，各自都先把“军令状”拿回家征得家人同意，最后六个人得到家人支持。

冯骥才的团队每天都在抢时间，他们深知:现在不做，那就永远消失了。可即使这样，遗憾仍然随时发生。

因为缺少资金，好多非遗传承者没等到记录就已经不在了。一次，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普查人员想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等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了一台摄像机，再赶到甘肃，大家只见到了那老太太的女儿。老太太上个月已去世，临终前还问:“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2006年，事情迎来转机。国家作为保护力量的主体逐渐鲜明，非遗成了社会热词，于是全社会的保护体系渐渐有了一个雏形。国家非遗名录推出、国家文化遗产日设立，冯骥才有了更多底气和资源去做好这件事。原来好多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这下子终于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