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晓松看来，写出好的作品，跟是否商业无关，跟社会也无关。“我就有热烈的荷尔蒙要释放。所以我老是说劲儿还是一样的，大家都有热烈的荷尔蒙需要释放，到那个年纪你就要用音乐表达。但是我也不认为社会成了什么样，创作就会变成什么样。创作可能就是特别个人化、特别独立的事情，尤其是音乐创作。电影创作更跟时代有紧密联系，更能反映时代。音乐创作特别个人化，好像跟时代没什么关系。现在我回忆起我写歌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坐屋里，我并没有觉得跟时代有什么关系。崔健也说过我，‘你好像跟时代没关系，你就写你自己的东西’。音乐创作是一个往自己内心去摸索的东西，而不是说站在窗前往外看，说我这有三个元素你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创作吧。”

老狼至今仍然能受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喜爱，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高晓松的“荷尔蒙理论”，或者说，在崔健与高晓松两种创作维度之间，高晓松更有优势，不因时代改变而过时。他说：“今天的孩子肯定不能理解《一无所有》这种歌。我们其实记录的是人的成长，而不是社会的变迁。人的成长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偏差，每个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十七八岁的时候爱得不行，到40岁的时候云淡风轻。我后来为什么写了《万物生》，就是到了那个年纪觉得无非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精英意识浓厚，大学很少，那时候大学生分到一个工厂，他没名字，全厂子的人都称呼他‘大学生’。大学里面墙又高，象牙塔又白，在里边有一种特别精英的意识，就是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去听那些歌，那没得听了怎么办？就自己来点这种歌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写诗呢？你在象牙塔里待着，你不写诗干吗呢？今天大学围墙相当于已经没了，人人都能上大学。所以现在的人可能也没有那种精英意识，说我在里面，我要写诗，我们要流传一些你们外边不知道的事情。外边的人也挺好奇，说这帮人在里边干吗呢。”

谈到自己当年的创作，高晓松说这个创作状态跟能量密度有关。“创作状态是最难复盘的。我写得不好的东西我都记得，因为我记得怎么写不下去了，怎么拧巴，怎么凑，翻十三韵，翻到那个字的韵，然后皱着眉头写。但是那些被人记住的歌我都不记得怎么写出来的了。为什么我总说是老天爷把着我的手写的呢，我不记得是怎么写出来的，而且也没规则，按照技术上讲，《同桌的你》简直可笑，不仅韵上可笑，而且那最后一个字都是‘你’，正常人写词说最好不要重复尾字，压着韵，不重复。结果可好，我一看怎么全是这个你那个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写出来了。荷尔蒙充沛的时候，你就一下子都来了，也不管它是什么。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个词，这个词可能叫‘能量密度’。音乐是一种过阀值的能量密度。你能量密度要够，要冲破那个阀值，它就来了。能量密度不够你冲破不了阀值你就只能永远在那儿翻十三韵，扒拉和弦，因为你不过阀值你也得写歌啊，你就得那么写歌了——技术性写歌，和弦，动机，歌词往里面填。我有几首不错的作品，那几首都是突然间心里的阀被冲开了，呼呼呼地就出来了，回溯不出来是怎么回事，音乐创作的幸福就在这里。你看我电影老也搞不好，我就发现问题所在了，我是那种瞬间爆发型的，瞬间哗一下阀值破了，然后就写出来了。有时候我自己看《万物生》《彼得堡遗书》，我就想我这肚子里是怎么了，但是就成这样了，电影就不是。后来我干脆就放弃电影了，因为电影不是瞬间冲破阀值，哗一下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戏就来了，不可能，那是需要一种能量的。我认识一些导演，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种宏大得比我们的能量密度大得多的那种东西，这方面我不行。我写歌行，写诗我有时候也行，我是一个比较诗意的人，所以歌词也比较诗意。写诗偶尔能写得好，但是再大一点，比如我有时候尝试写小说，也不行。一些特别好的大作家，他写的歌词不行，就是瞬间能量密度不够，他写一个长篇小说写得特别好，但是歌词就80个字，就感觉不行。四十不惑，我明白了这道理，小时候就不明白，觉得你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我也能干，等过了四十之后发现，我真干不了。就是没办法，老天爷赏了你这碗饭，你就是干这个的。那碗饭你死活要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