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是校园民谣一代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以校园民谣名义出道的人，大多数人都远离了音乐，但是高晓松依然在从事着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不管他去做什么事，身份如何变化，都跟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在回顾当年兴起的校园民谣，或多或少跟那个时代的人分泌旺盛的荷尔蒙有关，那个年代人们行为上还趋于保守，但是精神世界很活跃，风花雪月比较流行。不像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花样去消耗体内的荷尔蒙。那时候，释放荷尔蒙的方式比较单一，风花雪月可以打动很多人。高晓松是这拨人中最为典型的，他过剩的荷尔蒙成就了校园民谣。

高晓松：我走运是因为我知道放弃

现在已经是阿里音乐集团董事长的高晓松，在回忆那段时光的时候说：“我有时自己静下心来想想，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时代大家都老想当个坏孩子，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年轻还是比我们大的人也挺想当坏孩子，反正大家都想当坏孩子。其实大家都挺好的，人人都有一张狰狞的非要努力当坏孩子的脸，但其实内心都挺干净、挺柔软，温柔的内心和狰狞的表情。这个年代大家都想当好孩子，我看这个社会上没有人想当坏孩子。当年当坏孩子的劲儿，现在就显得特别傻了，人家会说你有病吧。现在脸上好像都挺好的，挺温柔的，谁也不得罪，但是好像内心都挺狰狞的。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挺大的。但是我没法判断说那是因为我们年轻，还是因为那个时代确实是那样。”

但是否是因为表里好坏的反转，导致今天音乐环境的萧条呢？高晓松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劲儿好像一直都有，来一批人突然写了一批好作品，这个我觉得是老天爷决定的。我老说我写的好作品是老天爷把着我手写的，我写的差作品都是我自个儿写的。有时候不是大家不努力，大家劲儿也还在。反正年轻嘛，就想弹琴呗，现在不管是为了撩妹，还是过去我们说的戏果儿、嗅蜜，内心有释放不完的荷尔蒙。因为我自己干这行20多年，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了。迈克尔·杰克逊没了，他们也得等，不能马上弄出第二个来。但是我感觉再有个两年，可能就来了。每次大家说这回完了，结果呼地来一帮人，你也不知道这帮人从哪儿窜出来的。而且这帮人来的时候一块来，颠儿的时候一块颠儿，这也挺逗的。其实不光是音乐，你看文学、绘画、电影、思想，都是来的时候诸子百家一块来，走的时候就全走了，好像没看到遗世独立的大师。无论思想文化还是艺术都是抱团来，抱团走。所以我很难从工业上或者是从社会思想上去想这个事，因为你能举出无数反例来。后来我想来想去这事就不用想了，它会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有了唱片业的雏形。不过那时候业内的人大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唱片业缺乏了解，做起来显然不够专业，最终，他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销声匿迹了。高晓松恰恰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出来的，他比当时主导这个行业的人晚了一代，因而有了更多比上一代人理解商业市场的优势。高晓松说：“那个时代所谓的市场，其实还是当腕儿。特简单，就是这人得成一个腕儿。成腕儿就好了，各种各样的事就来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种思维了。成腕儿应该说不叫市场经济，因为你在宋朝也能成为一个腕儿，柳永也能成腕儿。我们延续的还是那种特别古老的传统，说我得成一支笔，这支笔是一个腕儿。至于怎么成腕儿也没人知道。媒体还是以非常传统的方式，就是有人喜欢，那就好，大家就都推一推。排行榜都特热闹，没人收你钱。今天已经完全进入了渠道式的市场，真正的市场经济。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后半段的事，这产业链后边总是在变。但是源头，就是创作，我觉得好像不太以市场经济为改变。你想想看，莫扎特时代，其实一年也能有50首好听的歌，虽然可能总产量就500首。唱片时代，出那么多唱片，其实一年也就50首好听的歌。今天我看Myspace曾经到过200多万音乐人的规模，一年还是四五十首好听的歌。可能这老天爷一年就醒过来这么几回，所以创作这个事情，很难产业化。其实今天的所谓商业化，是在做人的生意，而不是真正在做创作的生意，因为创作没法做生意。你不知道应该是穷的时候写出好歌还是富的时候写出好歌。我们给唱片公司的版权费涨得都让你无法想象，唱片公司每年上一个星期的班就够了，可也没见写出多少好歌。可是你说他穷的时候能写出好歌，也不是，前些年盗版弄得大家苦成那样，也没见写出多少好歌。我们那个年代安静，这个是一个原因，以至于你发声被听得很清楚。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出门都不用戴表，你听见下课铃声就知道几点了，通常能此起彼伏同时听到四个学校的下课铃声从各个方向传过来。现在是不行了，我有一次问他们：‘你们现在中学下课都怎么下，扔手榴弹还是干吗啊，怎么再也听不到下课铃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