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诸专著，章氏多数书信的文字明白易懂，因此一些比较显见的破句最好避免，如致钱玄同：

授八股者云：文章最忌老实，斯语渐染人心，为祸之烈。文章最要老实，所谓修辞，立诚也。（118页）

“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几乎已成俗语。“所谓修辞立诚”是用来补充说明“文章最要老实”的理由的；“立诚”不是“所谓修辞”的解释，自不宜在当中点段。又致钱玄同：

日本有长井衍者，彼中朴学家也，治目录校勘之学，闻见尚周，见仆与罗振玉书，历诋日本。汉学博士，心甚喜，来谈数次。（140页）

“汉学博士”是章氏“历诋”的对象，不是长井衍的身份，长井衍“心甚喜”的是章氏历诋本国汉学博士，而不是历诋他的祖国——一个标点不慎，几乎把一个看不起本国汉学博士的学问家变成了与祖国有仇的卖国贼。又致蓝公武讨论“有俱生之善恶，有后得之善恶”：

就后得中，复有决定胜解者，有非决定胜解者。人与他物，俱生善恶，大抵不殊而后得者，实较他物为甚。（162页）

“而后得者”之后的逗号最好提到“而后得者”之前。又与某君书拒绝出任国史馆馆长，以为“今之人情，信国史不如信野史”，断烂朝报已经无济于事：

鄙意今之中央，已如破甑，不须复顾，阿附当事者，诚无人格，而抗志猛争者，亦为未达时务，豺狼当道，不能尽捕，而诛之驱狼延虎，亦何益焉。（622页）

“而诛之”只能跟其前的“不能尽捕”连在一起，不能跟其后的“驱狼延虎”连在一起——否则后一句的动词多得要打群架，就不成其为句子了。又致黄侃：

段氏只知马、郑为古文，不知《释文》、《正义》及裴骃、司马贞所引皆有以其所改定之字为正文者一间未达，遂成是丹，非素之见，亦可谓失之目睫矣。（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