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举斯女士文据章氏致夫人汤国梨信的影印本及杭州章氏纪念馆所藏手稿，校出该部分的辨识错误达上百处。章氏手书辨识不易，但按排印本录入的那些无需核校原件、只需依照常识就可以避免的文本中的误字是应该尽量减少的。且不说那些《说文解字》或《经典释文》里的难字僻字，只举最简单的：《史记》“列传”误为“例传”（139页）、“仆近思老、庄、荀、韩，真天民之秀”误为“仆近思考”（同上），“郭庆藩”误为“郭庆蕃”（140页）、“刘徽”误为“刘嶶”（150页）、“储光羲”误为“储光义”（义繁体“義”与“羲”形近）（209页）、“《良耜》”误为“《良后》”（272页）、“讹误”误为“伪误”（讹繁体“譌”与伪繁体“僞”形近）（337页）、“嵇阮”误为“稽阮”（369页）、“《隶续》”误为“《录续》”、“以工拙论”误为“亦工拙论”（796页）、“逮邵懿辰始专攻古文耳”中的“专攻”误为“书攻”（829页）、“诸子所载夏殷旧事”“所载”误为“所戴”（964页）。又46页致梁启超，论及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教程，谓“穗卿深于宗教，其议有伦，然鬼事明矣，人事顾多缺略”，尔后自注：“教科书本无容插入己见，然宗教既多论断，人事宁可关如？”“关如”显然也是“阙如”之误（关繁体“關”与阙繁体“闕”形近）。

信的内容论学居多，所以书名以及篇名琳琅满目，层出不穷。本书标示也较混乱。有该标而未标的，如春秋、墨子、管子、大学、中庸、旅獒、九章、说文、书势、释文、切韵、广韵、帝王世纪、正蒙、数论、法华经、一切经音义、文献通考、礼部韵略、音学五书、韵英、几何原本（未必全部漏标，有的是或标或不标）。有标得不那么地道的，如88页“《因明》《唯识二述记》”，“二述记”自应放在书名号外；619页“《唐书·张柬之等五臣传》”，恐怕不仅“等五臣传”，连“张柬之”也未必合适放在书名号内（《唐书》卷九十一为张柬之及桓彦范、敬晖、崔元、袁恕己列传）。有不该标而标了的，如《纬书》《佛典》《全史》《杂史》《小学》（不是指朱熹的《小学》，139页致钱玄同：“教女读书几一岁矣，《史记》裁读五、六列传，《小学》裁解五百四十部首。”）、《书》（不是《尚书》或其他哪本书的简称，153页致钱玄同：“今本《君实篇》云：‘苍颉作书。’以《书断》证之，则今本误也。凡引《书》与今本异者，倒须注明出处。”）、《论语疑义》（210页致黄侃：“前得书，问研究宋元明学案，并及《论语疑义》”，“疑义”当在书名号外）、《逾年即位》（255页致简竹居：“《春秋》书《逾年即位》”）等。又1934年1月致吴承仕信，催问《章氏丛书》校印进度，言“书经精校自然缓出”，编者居然给“书经精校”打上了书名号（367页），孤立地看确像《书经》校本，但略扫一眼全文——排印本仅六行——的内容，实不该发生这样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