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的《大成》杂志(第121期)上,高伯雨曾将父亲、八叔欲将祖父事迹传之后世的夙愿,改作《高资政公阡表与高楚香君家传》一文,这一举动无疑可视为一种继承先志的表现,只是方式略有变化而已。
高氏家族中,对学者、散文家高伯雨影响最深的,似非八叔高蕴琴莫属。高伯雨在随笔中,每谈及粤中前辈及家族收藏,往往会想起这位叔父。高蕴琴的兴趣,从目前已知的藏品推测,主要是书画、古籍和碑帖,而尤以后者为最。
高伯雨《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以张氏日记为主,逐一揭示他所知的商务印书馆故实,其中就专门提到八叔高蕴琴将家藏《兰亭序》三种借予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并称:
蕴琴先生所藏的兰亭有二百二十四种,吴昌硕、徐星洲、童大年均为刻“二百二十有四兰亭”朱文、白文印。《日记》中所云《兰亭三种》,盖指南宋丞相游似所藏的兰亭帖,金石家称游相本。
这三种《兰亭》分别是宣城本、王沇本、玉泉本。影印本封面题签出于吴昌硕之手。清代广东地区收藏家,乾嘉以降,著名者如吴荣光筠清馆所藏《兰亭》,以干支编成二十二册,每帖均钤“一百三十有三兰亭室”印记。孔广陶岳雪楼获得筠清馆故物后,又续收数十种,加钤“百七十二兰亭馆”印记。到晚晴潘仕成海山仙馆,曾据家藏十六种汇刻为《兰亭集帖》四卷。高蕴琴聚集吴、孔、潘三家旧藏,多方访求,数量突破二百种,达到二百二十四种,于是用“二百二十有四兰亭室”印。玉笥山楼的《兰亭》专题收藏,无疑可与清人桂馥、吴云等相媲美。
商务印书馆向高氏借印拓本四种,《兰亭》之外,据高伯雨推断,应该是宋拓《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曾经曹溶、张远、宋葆淳、法式善等递藏,后有高蕴琴跋语:
此记前人少著录,始见于《金薤琳琅》,而无撰书人名,岂其偶尔忘失耶?惟录文完具,此则尚有数字磨泐,不知都氏所据同是此本否。此为海内孤本,不容有二。曹倦圃称其能尽笔势,信然,而婉润在欧书尤难得。大体取法《乐毅》,清劲是其本能,乃合成异采,殊令人爱玩不已。戊午八月十一日,隐岑记于游沪之前一日。
戊午为1918年,是此拓本从顺德卢氏转归高氏玉笥山楼的第二年。在《听雨楼随笔》中,高氏专门用《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记〉》一篇,记述此拓本在玉笥山楼收藏二十七年(1917-1944)及后来的流转情况。据他回忆,罗原觉告诉他,此跋文字与书写,实际上都由崔百越代笔。
1944年11月,在原拓本从玉笥山楼流出数月之后,马一浮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临写一过,并作《〈隋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临本跋》,认为此本出于后人翻刻:
是刻明都穆《金薤琳琅》著录,无撰书人姓名,乃系原拓。世所传拓本,有“太子率更令欧阳询撰并书”题名一行者,翻刻本也。按隋刻诸碑志,犹不出撰书人姓名,此例唐始有之。欧在隋为太常博士,入唐至贞观初始官太子率更令,《新》《旧唐书·儒学传》可证。安有大业时署此官之理?必系后人审其为欧书,乃据他碑摹刻,增入此行,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此为翻刻显证,然故是欧书无疑。予所见珂罗版本,清初闽人张天涯(远)所藏,有曹秋岳跋。嘉庆时归宋芝山(葆淳),以赠法时帆(式善),又有高蕴琴、俞承修二家收藏印、跋,皆盛以宋拓孤本相夸,不知其为翻刻也。借临一过,为志其所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