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的《大成》杂志（第121期）上，高伯雨曾将父亲、八叔欲将祖父事迹传之后世的夙愿，改作《高资政公阡表与高楚香君家传》一文，这一举动无疑可视为一种继承先志的表现，只是方式略有变化而已。

高氏家族中，对学者、散文家高伯雨影响最深的，似非八叔高蕴琴莫属。高伯雨在随笔中，每谈及粤中前辈及家族收藏，往往会想起这位叔父。高蕴琴的兴趣，从目前已知的藏品推测，主要是书画、古籍和碑帖，而尤以后者为最。

高伯雨《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以张氏日记为主，逐一揭示他所知的商务印书馆故实，其中就专门提到八叔高蕴琴将家藏《兰亭序》三种借予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并称：

蕴琴先生所藏的兰亭有二百二十四种，吴昌硕、徐星洲、童大年均为刻“二百二十有四兰亭”朱文、白文印。《日记》中所云《兰亭三种》，盖指南宋丞相游似所藏的兰亭帖，金石家称游相本。

这三种《兰亭》分别是宣城本、王沇本、玉泉本。影印本封面题签出于吴昌硕之手。清代广东地区收藏家，乾嘉以降，著名者如吴荣光筠清馆所藏《兰亭》，以干支编成二十二册，每帖均钤“一百三十有三兰亭室”印记。孔广陶岳雪楼获得筠清馆故物后，又续收数十种，加钤“百七十二兰亭馆”印记。到晚晴潘仕成海山仙馆，曾据家藏十六种汇刻为《兰亭集帖》四卷。高蕴琴聚集吴、孔、潘三家旧藏，多方访求，数量突破二百种，达到二百二十四种，于是用“二百二十有四兰亭室”印。玉笥山楼的《兰亭》专题收藏，无疑可与清人桂馥、吴云等相媲美。

商务印书馆向高氏借印拓本四种，《兰亭》之外，据高伯雨推断，应该是宋拓《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曾经曹溶、张远、宋葆淳、法式善等递藏，后有高蕴琴跋语：

此记前人少著录，始见于《金薤琳琅》，而无撰书人名，岂其偶尔忘失耶？惟录文完具，此则尚有数字磨泐，不知都氏所据同是此本否。此为海内孤本，不容有二。曹倦圃称其能尽笔势，信然，而婉润在欧书尤难得。大体取法《乐毅》，清劲是其本能，乃合成异采，殊令人爱玩不已。戊午八月十一日，隐岑记于游沪之前一日。

戊午为1918年，是此拓本从顺德卢氏转归高氏玉笥山楼的第二年。在《听雨楼随笔》中，高氏专门用《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记〉》一篇，记述此拓本在玉笥山楼收藏二十七年（1917-1944）及后来的流转情况。据他回忆，罗原觉告诉他，此跋文字与书写，实际上都由崔百越代笔。

1944年11月，在原拓本从玉笥山楼流出数月之后，马一浮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临写一过，并作《〈隋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临本跋》，认为此本出于后人翻刻：

是刻明都穆《金薤琳琅》著录，无撰书人姓名，乃系原拓。世所传拓本，有“太子率更令欧阳询撰并书”题名一行者，翻刻本也。按隋刻诸碑志，犹不出撰书人姓名，此例唐始有之。欧在隋为太常博士，入唐至贞观初始官太子率更令，《新》《旧唐书·儒学传》可证。安有大业时署此官之理？必系后人审其为欧书，乃据他碑摹刻，增入此行，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此为翻刻显证，然故是欧书无疑。予所见珂罗版本，清初闽人张天涯（远）所藏，有曹秋岳跋。嘉庆时归宋芝山（葆淳），以赠法时帆（式善），又有高蕴琴、俞承修二家收藏印、跋，皆盛以宋拓孤本相夸，不知其为翻刻也。借临一过，为志其所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