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很快将资料寄往日本东京。郭沫若当时正潜心研究流落日本的中国甲骨文，已是甲骨文大家。他很快给葛维汉回了信，补充了更多的研究结果：“蜀”这个名称曾在周代的甲骨文中出现。广汉的很多玉器的形制和华中、华北地区的发现类似，这应该是古蜀国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确如其言，“蜀”字最早发现于周代的甲骨文中，周人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

这是古蜀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顺着这个方向，葛维汉提出的“广汉文化”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偏偏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因为战乱，月亮湾的考古挖掘沉寂了20年。与月亮湾遗址隔河相望、后来取代月亮湾为遗址定名的三星堆，也因此继续沉睡了几十年。

三星伴月

斗转星移，中国换了人间。

20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冯汉骥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考古和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考古学家李济邀请下回国，参与了殷墟等多个重点文物遗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历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湾“广汉遗址”不远处的三星堆——当时，三星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处景观。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关于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诚的家就在月亮湾。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在田野调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诚家所在的牧马河一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他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

“这是第一次将月亮湾和三星堆两个小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段渝说。

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

事实上，冯汉骥对月亮湾遗址寄予的期望，远超过工程施工前的“抢救性发掘”。他想在这里找到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当时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习惯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