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一则“博士生替父母扫马路“的微博火了：29岁的小钱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五六年前父母到嘉兴做清洁工，省吃俭用很辛苦。小钱暑期早上帮父母扫马路，减轻他们的劳累。有人感动点赞，也有人认为当事人应该早点出来工作减轻负担。
读书的孩子，暑假为清洁工父母扫马路——这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凡俗小事。但因为有个“同济博士”的标签，一切赞美与诋毁便显得意味深长。
说感动，大概是因为仰视了“同济博士”的精英身份，觉得“扫天下”的双手，怎么能握起扫马路的扫帚呢？说诋毁，大概是认为“父母劳累了一辈子，到现在这人还赖在学校不走”，不是工作恐惧症就是不知道分担家庭负担。
不过，这些天马行空又脑洞大开的评价，显然脱离了两个基本的语境：第一，穷孩子或者贫困家庭，亦有选择人生模式的自由权利。要不然，经济地位的三六九等，就可以直接区隔出教育程度上的优劣了。
第二，博士生也好、高级干部也罢，在家庭关系中，总要扮演为人子女的角色。懂得分担家务、体恤父母，无论大小责任，总是一片冰心。惜取父母恩，不忘本、守初心，即便是凡人小善，亦叫人热血生暖。
“博士生替父母扫街”之所以撩人眼球，无非是舆论传播的标签思维所致。值得警惕的是，在谈论博士生该不该、对不对的同时，已然对清洁工这个职业戴上了歧视性的有色眼镜。博士生子女抡起扫帚的同时，才有了心理上的“难度系数”与围观的“惊诧程度”。
一屋不扫，天下难扫。城市也好，家庭也好，保洁并不是个低下的工作。我们在褒扬博士生孝亲敬老的同时，亦该让清洁工这个职业享有基本的职业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