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是学社会学的，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许多书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包括《精神分析引论》《科学的社会功能》《野性的思维》《社会契约论》等，还有社会学专业的书籍，包括《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儒教与道教》等，都是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发行和出版。”在日前召开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如是说。

商务印书馆成立以来的120年，是中华民族衰弱到极致又开始逐渐复兴的120年。商务作为一个蜚声海内外卓有成就的文化教育机构，以其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深刻嵌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见证了百余年的复兴之路，同时也顺应时代大潮，于百年激荡的政治风潮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以出版为实验田，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次研讨会上中外学者云集，周振鹤、陈平原、陈万雄、张人凤、袁明、季家珍、王立、黄兴涛、许纪霖、沈国威、周武、吴永贵、范军、张志强、石鸥等来自国内17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高校、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共7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商务印书馆企业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教育等议题。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在发言中认为，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其他出版机构无法比拟的。这首先取决于其让人叹为观止的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其次，则缘于其近乎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期许，以及培植根基、着眼未来、与教育结盟的思路和情怀。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表示，商务先贤的终极追求并非一般层面的“后人的荣光”，而是试图通过现代教育达到现代中国理性的建立。商务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它如何处理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上，即“放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商务人放眼看世界时那种令后人尊敬的坦然——旧学新知的平衡和完美结合，使得他们在行事处世上具备一种“现代中国理性”。这种文化自信给后人以启迪。

洪大用在发言中指出，自成立以来，商务印书馆并非只是经营商务，而是担当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它既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也致力于整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编印出版了各类教科书、工具书、学术图书，刊行了各类杂志，兴办了各类文化教育事业，它是中国学术事业与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商务印书馆贡献卓著、影响深远。“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是商务印书馆的立馆宗旨，创办之初，商务印书馆便以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作为主要业务，早期的商务出版人将“为教育服务”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辛亥革命后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由中国人自己主编的《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这套教材共65册，重印300多次，售出七八千万本，当时的中国学龄儿童深受其益。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印书馆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印书馆书刊的。

对于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出版方面开创的中国的许多“第一”，与会学者们更是如数家珍：约发行4亿多册的工具书《新华字典》，中国第一部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现代汉语词典》，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英语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外合作的工具书《牛津高阶英汉双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世界名著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现代性研究译丛》等学术系列，同样起到重大影响。

此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还围绕5个专题进行了延展研讨：1.创立现代教育制度，开启全民启蒙进程；2.整理国故、译介西学，参与构建了整个现代汉语知识体系；3.追随时代发展的先进方向，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风骨；4.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与时代潮流密切互动；5.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运用成熟的经营策略，以公司的力量成就了文化的伟业，表现出独特的企业文化魅力。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