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舅舅累了，她想让我替他开车。一般而言我乐于坐到方向盘后。但当时在中国，坐到驾驶席后我忐忑不安，就像10年前刚在美国当菜鸟司机一样。

在美国沿公路行进时，我们慢慢但坚定地踩下油门。但在中国的驾驶版本中，我的脚总是不得不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移动，疲于应付意外出现的车辆。我紧盯挡风玻璃前的路面，但双眼需要时不时看向侧面，以确保没有车突然加入。最异乎寻常的是，尽管我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10点和2点的位置，但左手似乎被某种神秘重力吸引，常不自觉地按喇叭。

在中国，汽车鸣笛声是城市乐章的一部分，但在美国并非如此。我在美国很少按喇叭，除非警示别人可能马上发生撞车事故，因为在美国开车鸣笛似乎是没必要的粗鲁挑衅行为。但这点不适用于中国。在这里，鸣笛很多时候并非表达气愤、斥责，只是提醒。于是，我开始按喇叭。慢慢地，我开始喜欢这么做。有汽车进入我的车道，鸣笛!公交车试图在我前面进站，鸣笛!行人试图走进我的车道，鸣笛!中国令我释放出某种被压抑的驾驶本能。

在中国，正式驾驶规则不像在美国那样被严格执行，却存在许多不成文规则。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开始让我感觉合情合理。这酷似冷战时期的“确保相互摧毁”政策——没有任何司机认为别的车会让他加塞，反之亦然，没有任何一名司机认为其他司机不会试图加塞。但世卫组织2015年报告称，在中国每10万人中就发生19起车祸。

即便如此，我在中国看到的都是小剐小蹭。在华两周之旅即将结束时，新驾驶习惯已令我很舒服，以至回到美国后我感到难以适应。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仍试图在城市街道上超越慢车，仍想在别人还没招手示意可以并道之前就加塞，我的手过于频繁地被吸引到喇叭上。

如今，每当我按喇叭时都告诉自己，旅游开阔了视野：我们(美国人)的驾车之道未必总是最佳方式。嘀嘀!(作者迪文·霍金斯，崔晓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