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格拉奇科夫试图解释那时的“平静”：“这已经是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了——民众能够平静地接受，就像接受了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领导层的争权斗争一样。谁也不想干涉并庇护这个脱离群众并再也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

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天，德米特里·特列宁正在军队服役，是国防部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师。得知《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他的内心竟“涌起一丝轻松”。在他看来，苏联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在1991年12月，而是那年的8月。现在是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的特列宁解释说：“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失灵了，由意识形态衍生的行为准则也崩塌了。”

“我不能原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弃和对国家利益的出卖。”格拉奇科夫出生于战后，成长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着20年党龄的他难以接受苏共的瓦解。“我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和家庭，我都把它们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将对党和国家的真情，埋在了心底。

2。无数家庭进入“沉重时期”

格拉奇科与妻子

解体时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日子会一直持续这种平静。相反，许多家庭进入了一段“沉重的时期”。

解体后，格拉奇科夫89岁的母亲和他的哥哥姐妹都生活在乌克兰。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薪水极低，生活艰辛，经常需要格拉奇科夫寄钱接济。生活在立陶宛的姨妈一家，日子也没好到哪里——立陶宛不得不从外购买曾经引以为豪的香肠、奶制品。“乌克兰曾是苏联时期最富足、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然而现在，战火纷飞，国家贫困，这让人痛心。”叶弗列缅科很伤感。

历史系研究生盖伊1991年在克里米亚出生，虽然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苏联故事”，但他也不得不承受“解体后果”。在他们一家看来，最无法接受的是克里米亚被强行留在了乌克兰。由于当年被切断的铁路交通至今未恢复，25年来，盖伊与生活在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亲戚只走动了两次，“走亲戚竟变成一件困难、昂贵而又十分令人怀念的事情”。

同样的影响几乎覆盖每一个家庭，“一家人的地理界线被显著改变了”，阿扎洛娃这样总结说。对于她的家庭，苏联解体一方面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门——父母去了布拉格，更多亲戚前往德国；另一方面，曾经熟悉并喜爱的旅游线路被迫关闭，阿扎洛娃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的许多朋友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