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个指标还要确定权重。”参与制定指标体系的复旦大学教授傅华说，权重由专家权重和熵权重相结合确定，而健康城市指数的总分与各个指标得分和权重相关。最终，健康城市将得到健康城市指数和5个分指数，类似前文提到的“芝麻分”与各项得分。

体系要统一、还要考虑到差别。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指标体系并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整体比较，而是将参评城市根据东中西部、城市级别等划分为9个群，相对合理地进行群内比较。毛群安认为，此次的国家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可比性，可定量反映城市的健康水平以及动态变化的健康城市建设标准和评价体系，推动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健康城市建设来得刚刚好

“过去，由于经济压力，城市规划考虑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今，中国有实力选择兼顾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发展路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宫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我国健康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在技术方面，创新技术在我国的应用非常迅速，快于美国等国，例如移动医疗平台和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健康大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挖掘技术等，可以有力助推健康城市建设。”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杨军介绍，创新试点、示范的带动力量，已经展示出极强的惠众作用。两位学者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因此，加快健康城市建设在现阶段是恰逢其时。

　　目标是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各个城市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着力解决当地突出的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来整体推进健康城市的建设。”李长宁说，特别鼓励地方搞好自选动作。指标只是“骨架”，自选动作更像是“血肉”，决定了城市健康的充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