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珍，后龚在深夜暴亡。龚孝拱得到证据，知道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机为其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僧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强盗制定的万国公法中写道：“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的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