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毕竟是标准的封建儒臣，他这种当时官场的职业通病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人心中不避艰险、力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复出之后手握重权时，却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救亡图存任务放到一边，只一意埋首于剿匪平叛、维护大清统治的传统事务，做起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大清官僚。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难道真如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不成？

【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该承担何种责任？】

评估问题的焦点，便是关于林则徐由来已久的一种争议：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到底有没有存在失误，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有人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妥协投降所致，也有人认为是清廷战略模糊指挥无方所致。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林则徐操之过急，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延烧到南京，才使清军与洋人打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的判断更无以服人。腐败衰弱的清王朝当时最为明智的策略，当然是尽量避免与强大的英国轻开战端。即使一战，最好也应该是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以后。清王朝当时也确实希望避免“衅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

林则徐何尝不想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禁绝鸦片？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在《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中，还向道光皇帝建议，鉴于“英夷” 远隔重洋，可能并不知悉天朝法令，现在既然遵谕全部上缴走私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因此仰求皇上，法外施恩，免追既往，并对上缴鸦片的洋人进行奖励，“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

查禁鸦片原本为大清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行动，林则徐还想到给主动缴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以“奖励”，如此做法，难道“天朝”还不够温和仁慈？

然而，只有当老虎和狮子相遇时，才可能维持和平相处的均势。当雄壮的英国老虎遇到的是一瘦弱的大清黔驴，老虎又怎么可能放弃到口的鲜肉呢？对此，蒋廷黻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美国学者张馨保则明确地指出鸦片战争的实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