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美国，会发现，他们在要求企业在赔付的时候常常开出巨额罚金，这主要源于赔偿性赔金制度。这一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赔偿金数额远远多于实际损失，至于多多少，企业们恐怕就要自求多福了。

1978年，一辆福特车油箱着火，法院裁定汽车设计不合理，福特公司最终赔偿车主350万美元；1999年，通用因同样的原因，赔偿车主13亿美元。有数据显示，美国仅2001年超过1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总额就达1620亿美元。

如此比较，中国罚金额度和美国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我们在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就指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关于具体的操作标准尚不明确；《食品安全法》也提出了“十倍赔偿金”的惩罚性规定，但细则依旧不清晰。对不主动召回行为的惩罚、威慑力度远远不够。

召回体系建立晚、不完善，惩罚机制跟不上，这都是跨国公司在逃避责任时常常钻的空子，但可喜的是，我们正在慢慢改善。

截止2016年年底，自召回规定实施以来，召回数量已达到193万辆，挽回损失超200亿。缺陷消费品召回规定出台一年多以来，我国共实施消费品召回163次，涉及数量478.43万件，召回次数较去年同期增长85%，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738%。

横向比较，数额虽然不大；但纵向来说，已经代表着极大的进步和决心。随着中国自身的质量管理体系的逐步建立，“差别待遇”的消除也是迟早的事。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先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