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再直白些，这6年间，国民政府根本没想跟日本打。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有明确表述：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的《告全国民众书》也说得很明确：“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而在事变后两天，中共即发出抗日通电。

但从东北开始，战火早已燃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抵抗；1933年，有热河抗战、长城抗战；1935年，有“华北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实质上放弃华北主权，之后中共发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八一宣言；至于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更是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整整14年。

所以，国民党没法儿纪念“十四年抗战”，是历史记忆的选择问题，也是政治取舍的问题。但以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为代表的抗战，毕竟从1931年就开始了。

历史

九一八之后，东北大地上活跃着的游击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不服从命令”的官军，以及民间自发力量。

看看这些名字吧：国军中的爱国力量，有公安总队、警察、东北军团；人民自发成立的，有诸如“东北民众自卫军”、“吉林自卫军”，甚至还有“大刀会”、“红枪会”及“胡子”等绿林人士；之后，“东北义勇军”等力量，被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其领导者，则有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

这也不止是东北人民的战争。就义于雨花台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广东人；烈士赵一曼，四川人；牺牲前在冰雪中断粮五天的杨靖宇，河南人；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江苏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军，云南人。朝鲜的第一代领导人，如金日成、崔庸健等，也曾是东北抗联的一员。

6年间，在白山黑水的冰天雪地里，汉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不同民族的中华儿女一起，用游击战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兵力。

记忆

其实，学术界也一直有改掉“八年抗战”的声音。岛叔查到一篇1987年的论文，就呼吁要接续“十四年抗战”的表述。而在日本左派史学研究者那里，“十五年战争”的提法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其起算点就是九一八事变。

换句话说，“九一八”是一个节点性的事件，这一点也是史学界、以及党派间可以公认的标志性事件。就连日本天皇也在2015年元旦时说，“日本应该借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借此机会好好学习以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为发端的那场战争的历史，思考日本今后应有的样子”。

今年是七七事变80周年。改变抗战时长的标准表述，也是为了更好地记忆那场战争。毕竟，人们如何记忆过去，也就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总有一些记忆，值得被全民族小心呵护。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言：“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

文／公子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