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则看得更明确，目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这种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自我造血能力更显得不足，只能依靠财政补贴、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举债来“输血”。

中央之所以如此看重处置僵尸企业，是因为其中蕴藏的风险。

风险

2016年3月，首例地方国企违约事件——东北特钢违约事件爆发。该国企2015年第一期8亿短期融资债券违约，到了7月，已有连续7只债券违约;10月，东北特钢进入破产重组程序。

这不仅揭开了地方国企困境的冰山一角，还让债务违约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投资人心头。随后，山东、山西、内蒙古、安徽等多个地区的国企债务偿还出现风险，甚至是危机。“区域性风险”，说的就是这一类。

虽然有风险，但在银、政、企特殊的关系中，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来呵护“僵尸企业”，掩盖了债务风险。例如去年5月，河南省出台举措要求“建立抽贷、压贷提前告知制度，对正常还本付息、并且整体授信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企业，各银行原则上不抽贷、压贷或通过要求增加授信条件而变相不续贷。”河南一些煤炭、电解铝、钢铁企业便保住了信贷规模不压减。

处置风险，要降杠杆。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2%，一般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1%。比如钢铁行业，中钢协2016年会员的平均负债率为69.6%，负债率低的都是规模小的企业，11家大型企业则负债率超过90%。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实体部门杠杆率高达227%;2015年，我国实体部门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2016年为1.4倍——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的债务偿还压力巨大。

另外一个数据也引人注目：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5.6%。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又有70%左右是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而国企中，则包含大量产能过剩行业，如煤炭、钢铁、有色、化工等。如何化解这样的债务负担，将是对很多地方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咋整

毫无疑问，处置“僵尸企业”是个庞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债务怎么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