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大学毕业的陈锡文没有回去当“农业会计”，而是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如果从1968年他去插队算起，到现在，陈锡文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

给知青讲“剪刀差”

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也是77级考生。简历中，1978年3月入读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透露了这一点。

1974年，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被分到阿日点力素大队，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该大队分了十几名知青，因为在学校期间表现好，郭树清一开始便被任命为组长，直到1978年考入南开。

当时的阿日点力素大队书记杨登扎布记得，大队里很多知青都是调走回城的，郭树清则是直接考上大学走的，作为红格尔公社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郭树清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还“头头是道”地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名词。

北大不敢收的特殊考生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8年3月入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他的父亲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资派”尚未平反，他的母亲王光美还在狱中。1966年刘源受学长委托，将一封信转递给自己的父亲，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了倡议废除高考；1977年，刘源又写了一封信，不过这次是为了能够参加高考。

1977年8月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焊工的刘源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于是决定报考，但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且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工厂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报名都被退回。感到气愤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高考，在信封上写“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他所住的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内容多年后刘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能清晰地复述，“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

十余天后，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允许报名，在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拿到了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师院历史系。虽然分数过线，但北大没有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北师院以“体检过关，就能上学”为由将政治问题变成体质问题，为刘源在同仁医院安排了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将他顺利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