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多“失独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视。几个“失独者”在除夕夜来到一家餐馆吃年夜饭，却因为“太晦气”被老板赶走。

即使在“失独者”内部，一些特殊的群体也会受到排斥。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而在虚拟空间，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看到他们祖孙俩在一旁叽叽喳喳，我们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韩生学抱怨，这些有孙子孙女的“失独者”已经是幸运者了——因为“好歹有个后代”。

韩生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带着孙辈的“失独”老人，不仅面临同样的养老困境，还要承担隔代抚养的压力。他们中有人已经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当起父母的角色。

“开家长会时，这些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还要充当父母的角色。”韩生学说，这样的“失独者”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尴尬，“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种伤害。”

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失独爸爸”。

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但面对崩溃的妻子，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爸爸”中，“隐忍”“沉默”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

保定的王云龙就是一个这样的爸爸。女儿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着后的夜半时分，他常常独自跑到大街上，“淋着冬天的冷雨，去寻找还没离开的女儿”。

事实上，“失独爸爸”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有些同事会关心我的状态，我只能回答‘好点’了。可自己把孩子养没了，我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他对韩生学说。

像这样的痛苦，是当年愤懑于“子女多只会造成贫穷”的韩生学无法想象的。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的那一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摆脱了农民的命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计划生育”要怎么计划，更没听说过“独生子女”这个新词。但开学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上面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河北保定，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一头雾水”的家信。邮件里，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菊芳，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军人，要带头表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