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改革的节奏并没有按照预先计划的来。2014年秋季学期，教科局对原来没有改革的学校、年级提出的“可以改”要求，很快变成了“必须改”。

到了2015年春季开学，涿鹿县中小学已全部实施“三疑三探”。

“力度越来越大，后来就失控了。”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告诉新京报记者。

强推

涿鹿县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室安装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通过探头监视老师的课堂，如果发现没有按照三疑三探讲课，就会公开批评

“体育课也必须三疑三探，让学生们先讨论、质疑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做。”涿鹿县一名初中校长说，所有课程要完全按照三疑三探模式来，老师不能自己发挥。

对于突如其来的改革，老师们却用自己方式去应对。

涿鹿中学语文教师李丽（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使用三疑三探，教学效率太低，教学时间不够用，需要跳着上课，有些课文就没时间上了。

教学中她发现，三疑三探在讲评练习时比较有作用，但在文言文等方面则效果不好。

“我在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毕竟我是高中老师，要为学生的前途未来负责。”李丽说。

按照涿鹿县推广“三疑三探”的要求，王丽的做法是违规的。但涿鹿中学也默许王丽这样的做法。

王丽的做法并非个例。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一名涿鹿县的初中历史教师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完全严格落实“三疑三探”，“学生成绩下滑了怎么办。”

也许郝金伦发现了改革落实的问题。2015年冬天，涿鹿县开始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室安装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

“县教科局会通过探头监视老师的课堂，如果发现老师没有按照三疑三探讲课，在开会时就会公开批评我们。”涿鹿县大堡中学一位校领导说。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承认，给教室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推进三疑三探。”

教科局对校长的压力，最终传导到一线教学。不止一位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经常有校领导在上课时间站在后门向教室里张望，“很不自在。”

“为什么不能让学校自主决定如何教学？”涿鹿一位中学的副校长对新京报记者说，“我认为教科局直接管到教室的做法，很不妥当。这不是改革，是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