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宋昕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称，他所参与的美国一块污染场地的治理，仅前期调查就花了16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土质、水文地质、关键污染物数据为不同治理方案的可行性分析提供充足、可靠的支持。

可见，前期调查的数据准确性与调查的方法比后期治理、样品分析的影响都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晓明曾表示，中国的治理方与开发方往往不重视前期的调查，“今天把污染场地交给你，让你调查，恨不得明天就结果拿出来，后天就要盖房了”。

对于一个有上百万方污染土壤的污染场地，即便是采用最简单的异位填埋（将污染土壤挖走填埋）方法，用30吨的大卡车运走就得拉四五万趟，仅运输这些土壤也许就得花1年时间。如果采用其他修复技术，更不可能在2年时间内完成。“土壤修复是很花时间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陈同斌称。

因为救急，高技术含量的土壤修复几成“土方工程”，将土一换了之，而治本的生物修复技术很少被采用。多位受访专家透露，国内已实施的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案例，多以异位修复为主，主要采用焚烧、危废填埋等处理处置技术，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场地污染问题，但修复工程能耗高、资源消耗量大、产生二次污染、土壤资源功能丧失，而且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隐患。

“毒地”知多少？

“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让公众直观感受到，污染场地“毒性很猛”。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毒地潜伏”？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详细家底。可能也没有机构能给出污染场地的数量信息。

业内专家只能根据工业总量和发展阶段、重污染企业数量来预测。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研究员张俊丽曾表示，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都有污染，呈现出污染范围广、面积大、成分深的情况，有的场地污染深度甚至多达十几米。据张俊丽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的数量在50万块以上。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在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此次，并未公布更具体的污染地块数据。

此次事发地江苏，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已经关闭化工企业6000余家，未来大部分将用作居住和商业，急需有效修复。

现在，环保部门仍不能掌握江苏到底有多少处污染场地，江苏环保厅摸排发现400多处大型污染场地，具体准确的数字、这些场地有多大、分别是什么类型的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因为各地信息公开政策不同、行业技术标准不同，现在还是未知数。

土壤修复的上层设计也未搭建完成——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2012年，由环保部牵头，九个部门共同起草，当时的草案叫“土壤环境保护法”。2014年12月份，正式移交给全国人大环资委，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相应的起草小组来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于今年年内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明年将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完成审议。“目前土壤修复的相关法规不健全，现有的环境评价方案也不适合土壤修复领域。”高胜达告诉《财经》记者。现有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在新建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较少考虑现有环境对新建项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