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就是捏造事实，而错告并没有，举报人是因误信了他人传言或者出现了认识偏差才会去告发。”代蒙举了个例子，某国土局职工误信了同事传言，举报该国土局副局长与一名地产商存在权钱交易，组织经调查后，为该副局长澄清了问题，并将结果反馈给举报者。这种情况，算错告。

“若是主观上具有陷害他人的故意，同样算诬告。错告则不然，举报人认为其告发的是真实情况，并非想陷害他人，而是出于维护党和政府形象与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代蒙同时表示，是否主观故意并不好认定，“任何一个诬告者都会为自己辩解：当听到某人的违规违纪情况时并没有能力去查证，只有向组织反映。”

因此，要想准确判明以上两点，还得查明举报人告发的背景、原因、告发的事实来源、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的关系等。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准确区分是诬告还是错告。错告不算违纪，诬告要算，还会受到相应处分。

诬告者为何容易逃过惩罚？

诬告者捏造事实，企图搞臭搞倒对方，以实现自己阴暗的目的，对社会危害极大，但与其“报应”又极不相符。有的诬告者虽然已被查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

河南宝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杰乘坐轿车违规行驶，被交警赵晖拦下，开了罚单。当天下午，李杰便以酒后执法为名投诉了赵晖。但经过测试，赵晖的酒精含量为零。在铁证面前，李杰只好承认自己诬告。但李杰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仅仅是隔空致歉了事。

还有的诬告者即使受到了处罚，但这样的惩戒完全起不到警示作用。

深圳市农产品公司丰湖水果批发市场经理黄文达等人，在深圳市农产品公司领导班子换届考察期间，不仅自己编写虚假举报信向组织告发班子成员，还鼓动群众参与诬告。事后，仅轻描淡写地给予其批评教育。

记者梳理了近年来发生的十余起诬告案例，发现只有1人因诬告陷害罪获刑，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剩余的没被追究责任。可以看出，相比诬告者造成的恶果，其付出的“代价”太小。我们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诬告者总能轻易逃过惩罚？追根溯源，可以从中发现端倪。

先从源头上看。为了捏造事实陷害竞争者，诬告者往往会采取匿名的方式。虽然中央早已出台了《对于匿名信处理的意见》，规定对“反映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或空扣帽子，没有事实的不予置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怎么界定是个问题。雷祥林说，“我们会挑选一部分匿名信去初核情况，如果没问题，就为干部澄清。至于匿名诬告者，很难查证其身份，只有不了了之。”

另一个查处难点还在于，一些“狡猾”的诬告者为了掩饰身份，会通过不明真相的群众来举报，这又为查处工作增加了难度。

其次是被诬告者本身。作为受害者，被诬告者的心情很复杂，既对诬告者恨得咬牙切齿，却又希望能尽早息事宁人；同时还抱有“君子不和小人斗”的观念，不屑于和诬告者争斗。基于此，被诬告者通常不会主动追究诬告者的责任，以至于诬告者更加有恃无恐。

最后是党政机关对诬告者没有相应的打击和惩处。比如雷祥林说对于查不出身份的匿名诬告者，“只有不了了之”。其实按照规定，可以将“内容反动、恶毒攻击谩骂”的匿名信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