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是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坚持要坚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的时候也不是说凶神恶煞，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政事儿：您曾多次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您的行为和言谈细节，自我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

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政事儿：最近，您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并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话畅谈中美关系。退休三年来，您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什么？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值得被人们记住的呢？老实说，应该被记住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是像屠呦呦、袁隆平等这些为人类造福的人，还有那些长眠在祖国大地和国境之外的烈士。

政事儿：您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政要，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做功课。

政事儿：所以您退休后每天还都看新闻。

戴秉国：不止是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谈呢？要了解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每天都要看点东西。我还要做点记录，现在已经记了两本，是用毛笔字做的一些阅读笔记。因为光靠脑子记是不够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文字的记录，回头还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政事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戴秉国：我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去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记的。

政事儿：回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戴秉国：特别亲切。过去跑国外多，跑国内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还帮助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我退休以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政事儿：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戴秉国：现在吃饭睡觉都可以，精力也比较好，我也比较乐观，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