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袁庚被委以调查部重任,曾在1963年参与破获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文革”时期,袁庚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五年。1973年被释放回家,逐步恢复工作。
出格者
“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1978年,61岁的袁庚前往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在多次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得到了中央批准,得以“放手大干”。他提出了在内地构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这是蛇口工业区开发的雏形。
建蛇口工业区的报告尚未批复时,袁庚就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前期工作。这种“大不了再回秦城去”的大无畏势头,一直延续到他蛇口工作的整个时期。
蛇口的一项项工程破土动工,惊醒了南方沉睡的土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在小渔村的炸开,隐形的封闭与顽固让袁庚举步维艰。
工业区首个项目蛇口港进展缓慢。工人们每人每天8小时只运泥20-30车。为提高效率,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超额每车奖4分。从此工人们干劲十足,每人每天可运泥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是之前的3-4倍。
这样的奖励制度,没过多久就被勒令停止。袁庚一怒之下请来记者写《内参》,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清样批字,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才得以重生。
他在蛇口还取消了干部等级制度。无论官员之前是哪一级,来到蛇口后不论从前资历,不论资排辈,这意味着,他尝试彻底突破干部管理体制。他态度坚决“我干我的,你说你的。”
与此同时,袁庚也在抵制着诱惑,上级曾想让他分担深圳市长的职务,他以能力有限,难当重任为由推脱。他曾对儿子袁中印说:“我不想当市长,我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蛇口风波
不允许在蛇口“以言治罪”
“深圳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建特区要不要、能不能、走哪条路,争议非常多,否定的声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蛇口通讯》主编韩耀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多数老百姓不清楚深圳经济特区是干什么的。似乎觉得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红色,其他全变颜色了,都变资本主义化了。
面对争议,袁庚坚持,老路再不能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他还坚持认为,言论自由是神圣的权利,应该有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