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袁庚被委以调查部重任，曾在1963年参与破获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文革”时期，袁庚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五年。1973年被释放回家，逐步恢复工作。

　　出格者

　　“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1978年，61岁的袁庚前往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在多次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得到了中央批准，得以“放手大干”。他提出了在内地构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这是蛇口工业区开发的雏形。

建蛇口工业区的报告尚未批复时，袁庚就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前期工作。这种“大不了再回秦城去”的大无畏势头，一直延续到他蛇口工作的整个时期。

蛇口的一项项工程破土动工，惊醒了南方沉睡的土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在小渔村的炸开，隐形的封闭与顽固让袁庚举步维艰。

工业区首个项目蛇口港进展缓慢。工人们每人每天8小时只运泥20-30车。为提高效率，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超额每车奖4分。从此工人们干劲十足，每人每天可运泥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是之前的3-4倍。

这样的奖励制度，没过多久就被勒令停止。袁庚一怒之下请来记者写《内参》，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清样批字，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才得以重生。

他在蛇口还取消了干部等级制度。无论官员之前是哪一级，来到蛇口后不论从前资历，不论资排辈，这意味着，他尝试彻底突破干部管理体制。他态度坚决“我干我的，你说你的。”

与此同时，袁庚也在抵制着诱惑，上级曾想让他分担深圳市长的职务，他以能力有限，难当重任为由推脱。他曾对儿子袁中印说：“我不想当市长，我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蛇口风波

　　不允许在蛇口“以言治罪”

“深圳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建特区要不要、能不能、走哪条路，争议非常多，否定的声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蛇口通讯》主编韩耀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多数老百姓不清楚深圳经济特区是干什么的。似乎觉得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红色，其他全变颜色了，都变资本主义化了。

面对争议，袁庚坚持，老路再不能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他还坚持认为，言论自由是神圣的权利，应该有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