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要国？同中国现实利益相关的大国是要国，同中国发展需求相关的小国或中等国家也是要国。比如中国需从苏丹或中东某国进口石油，那么它们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其他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它对中国也是要国。过去中国过于看重与大国间的关系，甚至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走出去”的企业，也都沾染了“嫌贫爱富”的习气，这对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形象都是一种伤害。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在先后经历过弱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之后，我们应该开始把重点转向要国外交。

当今世界上，美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外交，东盟等一些国家奉行的是区域性外交，它们都与中国所要寻求的要国外交不同。因此，中国发展要国外交毫无参照，只能依靠自身摸索并拉出清单。

实现大国战略要先“换脑”

过去40年来，中国一直“运气”不错。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我们都在一种战略相对模糊的境况下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历史性腾飞。前几代人在不断摸索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但无论成就还是教训，都是当下这代人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走。

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可以看出，现在我们的决策层在战略定位和规划方面已然清晰起来，问题在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学界似乎还未跟上步伐。决策层的职责是作出决策，具体落实则要依靠相关部门的执行。就现在看，一些部门准备并不充分，它们仍然处在两种经济体制的摇摆区间，面临一种统制经济“硬件”与市场经济“软件”混搭的尴尬状态。换句话说，过去那种统制经济的模式已逐渐走不通，市场经济理论又不完全服中国水土。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针对私有制经济设计的，而这些理论从未面对过中国这么多的央企国企。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理论众多，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有效指导这么多央企国企发展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我们拿出一种中国式的新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央企国企运转。如果不能创新中国式经济学理论，企业“腾笼换鸟”和官员“腾笼换脑”就难以实现，顶层战略布局的落实也可能因此打折扣。

完成这一步后，如何把理论变成现实、把蓝图变成工程，就要看实力了。实现大国战略、全球战略终究要靠实力。美国为什么能制定和实施它的全球战略？因为美国的能力足以与这些战略设计相匹配。我们过去为什么无法制定全球战略或者哪怕是大国战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能力和需求都不具备，制定了也可能只是放空炮。但现在，当我们的能力正在超出我们当年的预期时，对战略牵引的需求就变得刻不容缓。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恰逢其时。它是我们目标与能力的一次有机组合，也必将是一次有效释放。(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