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究竟难在哪儿？

王维平今年带上两会这样一个建议，他建议由市长牵头，依法启动本市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工作。原因是，他认为垃圾减量的七个问题，分属不同部门管。

限制包装、废品回收，市商委管；净菜进城，由农业局管；旧货交易，发改委管；酒店一次性东西使用，旅游委负责……这么多不同部门，“副市长也分管不同领域，所以必须由市长牵头。”

“我的建议里，第一，市长牵头；第二，要依法；第三，启动。”对于垃圾治理的牵头人，王维平坚定认为，一定要由市长来牵头。

“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一生历经沧桑，下过乡，当过北大医生。“下乡时，黑龙江零下40摄氏度我睡在羊圈里”。1975年，王维平辞了大夫的工作，到环卫局负责垃圾厂。为了自身专业的提升，王维平又辞了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重学了8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当时跟随家人已在日本长期生活的王维平，再次打算回国。他说自己至今忘不了父亲送别他的那一幕，“我父亲从仙台送我到东京成田机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程又一程，这一路四个小时只问我一句话，‘小平想好了？一定要回去吗’。”

“我知道他不愿让儿子离开，看他那满头的白发，当风抖着，我知道他不舍得我。但是我和父亲说，您原谅我吧，我学环境的，日本环境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得回去……”

1995年，王维平离开日本，继续投身北京的垃圾事业。2000年，作为北京市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研究了一辈子的垃圾，如今已是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饱经沧桑的脸上挂着不可言说的无奈，“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本组文/本报记者林艳

自述

过度包装和非净菜进城的“垃圾账”

——王维平

就以“限制包装”和“净菜进城”为例吧，2880元一盒的月饼，只有6块，钱其实都在包装盒上；西洋参，薄薄几片一大个盒子。国外的法律有三点规定：第一，包装重量不能大于商品质量；第二，包装盒的体积不能比商品体积大十分之一；第三，包装盒的价值不能超过商品价值。咱没有任何一点这样的规定。

“净菜进城”的垃圾账，则更能说明“减量化”工作的滞后。所谓的“净菜进城”未实现，指的是北京大量农贸市场进购的都是“毛菜”，带土带根，未实现进城前的净化。

我算了笔账，每运进300吨毛菜，就有60吨左右的废料，这60吨运进来的时候属于无效运输，在城里变成垃圾后还得再运走，一共是120吨的无效运输。对于这些毛菜的处理，还费水费工，如果实现净菜进城，北京的垃圾可以减少22%，这得少建多少垃圾处理厂，少用多少垃圾车和人工！

个人简历

王维平：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委政法委特邀监督员、北京市检察院特约监督员。祖籍山东，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担任过早稻田环境工程学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担任兼职教授、博导。

王维平对循环经济、环保、城市垃圾有独到深入研究，被业内誉为中国循环经济专家，曾对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发电厂、重庆垃圾卫生填埋场、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顺义垃圾综合处理厂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可研、环评和技术方案进行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