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委托律师罗秋林将镇政府起诉到了常宁市法院。
由于蒋石林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第一次“海选”出来的村官，该案曾被本报和央视、新华社、南方周末等国内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1年11月6日，蒋石林看到了判决书：胜诉。20天后，荫田镇党政召开会议，决定执行法院的判决，还是由蒋石林继续主持爷塘村的村委会工作。
曾在基层担任过8年乡镇领导、时任荫田镇党委书记尹文就此事向本报记者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他表示，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实有利于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的进步。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村民法治意识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还比较薄弱，完全放手让村民自决，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施政会不会受家族势力、裙带关系和一些有个人野心的人所控制？如果有人对抗政府的工作又该怎么办？当地的一些镇干部也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过于强调村委会由村民选举、自主管理的权利，而对其义务没有明确规定。同时，对村委会的工作是否称职，如何衡量、考核，是以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工作为指标，还是按村民自身愿望为依据，都缺乏规定。
一直观察此类事件的南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罗万里则认为，湖南一再发生公然违反法律，政府免村主任，干预村民自治权的事件，不是偶然的，有其制度上和政治习惯上的必然性，体现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这一直接民主形态需要法律“补丁”。
他在《地方政府免村官事件的法律评析》一文中指出，刘吉华、蒋石林案值得关注，因为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让人深思。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适当分离的治理形态。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的主要理论基础。该法的第5条也明确规定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自治权只有行政指导权以及支持和帮助职责，且明确规定“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然而，由于现在各级政府每年都会制定年度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些计划经过层层分解，一直落实到基层乡镇政府，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压力型的运行体制。这些工作转移到了基层党委政府来执行，他们又去催促村委主任来完成。乡镇党委政府实际上把握着村级工作的直接领导权。一旦发生冲突，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均缺乏良好的救济制度。
他建议，在现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乡镇政府工作的方式和作风更应有所转变，乡镇领导应该明白，乡村两级是指导而非领导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多用资源和政策引导，少用行政干预；多做工作，少下命令，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同时，也应当通过设立民主救济法律制度来“补缺”，以加强对村委会委员和村官的日常管理行为监督以及来自政府、其他组织对村民自治权妨害的排除和救济，真正保护村民自治权，杜绝自治权空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