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忠说，他们也都是因为没有出生证明，没有亲生母亲的DNA，没办法上户口。

“太穷了！”杨世忠觉得简直难以想象，但他更担心孩子们未来精神上继续“穷”下去。

“说实话，现在没有户口，对他们影响还不大。上小学初中，村委会开证明学校也不拒绝。但以后上高中、上大学，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无法报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未来打工、结婚、外出，几乎是寸步难行！”杨世忠说，孩子的家人以前也找过村委会、乡政府协调，但手续不齐，还是没办法。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战胜不了自己。”杨世忠回忆，他和几个孩子交流都比较困难，受长辈木讷懒散的影响，他们没有人生目标。和小女孩提起要不要去找亲生父母落户口时，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黑户’缺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户口、一张身份证这么简单，这意味着，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福利都与他无关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说，坐火车、坐飞机、找工作、找房子……甚至出门买个药，没有身份证，很多事都做不了，生活里满是困难。

“影响最大的就是孩子，刚生下来没有户口，接受免疫针都受影响，连带会产生很多问题。”乔晓春说。

这也是杨世忠所担心的，物质上贫穷只是暂时的，怕只怕连心智也跟着“贫穷”了。

计生政策放宽给“黑户”松绑

造成大量“黑户”，与过去计划生育和户籍捆绑有必然联系。原新说，过去，很多地方给落户设置了前置条件。比如，“超生”人员必须交了社会抚养费才给落户口。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但乔晓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特别严时，官方文件确实规定过，要和方方面面的管理挂钩。各部门都要配合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很多福利待遇也要经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后，才可进一步落实。

乔晓春说，那时候，计划生育和上户口绑在一起，也是为了增加一项控制手段，如果“解绑”，对计划生育政策会带来很大冲击。

不过，据乔晓春介绍，上世纪90年代时，已经发现计划生育与户籍挂钩会影响人的发展。“已经生出来的孩子，虽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还是应该保障他们的权利。”乔晓春说，所以，当时国家也曾发文要求脱钩，要求只要出生就得无条件给上户口。

“但这个要求在很多地方没有落实。”乔晓春说，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在好些地方有“一票否决权”，如果计划生育没做好，领导干部的政绩就要被否决掉。所以，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还是有很多地方执行不下去。

不过现在，乔晓春认为，这个阻力不存在了。一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坏，与政绩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另一方面，当下的人口政策也宽松多了。

“‘黑户’问题很早就存在，之所以现在可以公开解决，很重要的原因是政策放宽，计划生育的压力不大了。”乔晓春说，如果计划生育还像过去那么严格，或者政策不放开，这件事可能也还开展不了。

“户口是户口，计划生育是计划生育，不是说落户了就是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了，也不能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就不给人落户。”原新认为，公安部的举措，是厘清各领域法律的边界，彻底将这两个问题剥离开，是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