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邓玉娇的形象在不同群体的不同人眼里是不一样的,比如网民、比如律师、比如记者,各不相同。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呈现复杂性大概是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想呈现复杂性,记者的心态得简单一些。”龙志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不多的人。他有微博,但极少发。他不是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展现行动力的人。更接近事实-这大概才是他想做的。
他比较同意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的话,这是一起简单明了的刑事命案。“但要认识到这点,似乎很难,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人们总习惯于遵从生活的经验,又夹杂着种种社会矛盾、积弊,用来解读当下中国发生的事,至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邓玉娇。四川大竹、贵州瓮安皆如此,邓玉娇案更是很好的佐证,无一不是裹挟着民意汹涌而来。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民意是一杆秤,它度量着媒体的善恶优劣。但作为一个经历过此事的记者,我脑袋里总浮现一个假设:假如民意是错误的,是矫枉过正的,媒体该如何适从?”
龙志思考了当下语境中媒体有时要面对的共同困惑:是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
三
邓玉娇案的采访本来是龙志在南都的其他同事去做的,因为有别的采访,在广州中山立交下的一家餐馆,龙志接下了同事转来的活。他觉得这是一件轻松的事,看上去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题材。
飞往恩施的时候,他带着当天的《南方都市报》,上面刊登有一篇社论-《女工受辱自卫,与抑郁何关》。他当时是想用这篇社论的立场去接近受访者,后来发现,实际情况跟原来想的并不一样。
改变看法的一个点是他在邓玉娇的网络空间里发现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家人身处风景区中。这张照片的取名含有脏话。
从这张照片开始,龙志进入了邓玉娇和她的伙伴们的世界。龙志将她们定义为:典型的小镇姑娘。龙志想起了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总有'小武'们的身影,他们年轻气盛,行事张狂,带着痞气,游荡在法律的边缘。在我老家,这类人很有可能被称为'混混'。”
龙志意识到邓玉娇的形象被误读。他问过邓玉娇的一个朋友,怎么看邓玉娇这件事?她说,“她不想做烈女,如果她还能回归正常,她会说,我只想保护自己。”龙志把这句话写在了报道的结尾。
纷纷扰扰之中,邓玉娇案迅速在巴东法院开庭了。
邓玉娇的爷爷邓正来是此法院退休的法官。
“她爷爷在2012年去世了。”张树梅对我说,“当时接受记者的采访,都是她爷爷安排的。”
开庭的时候,龙志没能赶往现场,他当时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占才强专访到了邓玉娇。采访地点在邓正来家里,那里是法院宿舍。
邓正来去世了,张树梅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媒体的关系。“以前都是她爷爷管的,现在她嫁出去,可能要她老公说了算。”
邓玉娇在前年结婚成家。老公是恩施人,通过别人介绍认识。老公之前知道邓玉娇案,但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邓玉娇。不过,邓玉娇一开始就主动提了这件事情,她认为如果接受就交往,不接受就别交往了。
邓玉娇在判决之后改了名。
“她现在叫。”张树梅说。
“那原来化验单上写的邓子琪呢?”
“那是她当时随便起的名字。”张树梅解答了我的疑问。
邓玉娇现在的名字中,有一个字含有“水”的形态。因为算命先生说她命里缺水。
“她信这个。”当年出事之前,邓玉娇去算过命。算命的人说她从17岁到22岁之间,会闯祸,但会有贵人相助。出事那年,她正好22岁。这看上去真的就是“天注定”。或者理性一些说,这是命运的不确定性。龙志当年在自己的稿子里,想表达这一层意思。他在文章一开始,用了两条线索。这两条毫不相关的线索,在某天产生了交集。“邓玉娇事件引起这么大波澜,可能就是因为太简单荒诞了,简单荒诞到大家不愿意相信。”龙志说。
案件尘埃落定之后,张树梅觉得邓玉娇在野三关很难待下去了。这里那么小,走在路上,大家都很容易碰上,难免尴尬。
野三关很小,主要的街道只有一条,几乎天天都会出现严重堵车。如同中国每一个角落一样,这里也大搞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通车了。宾馆比5年前多了许多。消费场所林立。5年前,和雄风宾馆竞争的另外一家宾馆叫“天上人间”。我当年还采访过那里的一位小姐,如今不知她身在何处。我也找不到那家“天上人间”了。有人告诉我,那家“皇朝国际”就是以前的“天上人间”啊。看来,如此张扬的一个名字得换换了。
当年,“美味嘉”餐馆的女老板亲眼看到邓贵大在自己的酒楼里喝了人生的最后一场酒。现在,“美味嘉”还在,只是换到了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年“天上人间”的旁边。
张树梅说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在野三关碰到过邓贵大的妻子邓爱芝。“她和她的孩子都是无辜的。”张树梅说。
这次我没有见到邓贵大的弟弟,我在5年前采访过他。他在路边经营一家修车铺,生活并不好过。
而邓玉娇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黄德智,张树梅说,从来就没有在野三关见到过他。
在《天注定》里,也能找到一些黄德智的影子-两位去洗浴场所消费的公职人员之一。张树梅在电脑上把《天注定》看了,她认识王宝强、姜武、张嘉译-这些是电视剧里熟悉的面孔。她不认识赵涛。我观察到,她在看到电影里王宏伟往赵涛头上砸钞票的时候,目不转睛。“这是最刺激邓玉娇的。”张树梅说。电影里,赵涛跑出宾馆之后,打电话报了警。“邓玉娇当时是在宾馆里报的警。”当然,张树梅知道这是虚构的电影,她不会把这等同于现实,但也很难让她不去比较。
四
2009年之后,张树梅和谭支波在野三关镇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显得新而空旷。客厅上挂着一幅十字绣,其中有一个大大的“和”字。“这是邓玉娇绣的。”张树梅说。这些十字绣材料是妇联的人在邓玉娇住院治疗时送给她的。
案件了结后,邓玉娇在恩施中心医院住院七十多天,治疗抑郁症。“现在还会失眠,但是不吃药了。”邓玉娇说。
抑郁症也是邓玉娇老公家关心的事情,担心她脾气不好。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我问邓玉娇。
“好好带孩子。”邓玉娇说,“小孩一岁多了。”
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座商场,我和龙志聊了一个上午,他的妻子和小孩在一旁玩耍。龙志现在已经不做调查记者了。“很累,感觉不断地在重复。”龙志现在的工作也并不轻松,网站的节奏跟报纸不一样,更快更密集。他给我看了头一天晚上上司发给他的信息,说了一些新闻报道的想法。我们聊天时,他回了很多工作的信息。这是星期六的早上。